第一百五十六章 被打击的江南士绅

    洪武末年的朱元章之于大明王朝，是言出法随、一言九鼎的存在。

    大明中后期那种皇帝想做什么事，一帮大臣上书谏言反对的情形在此刻是不存在的。

    能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就不错了，有几个敢胡乱言语。

    都想着把朱元章熬死就好了，除了刘三吾那种年过八十无所谓的人外，几乎没有哪些官员想着搞事情。

    是以，当锦衣卫这把屠刀被亮出，大肆捉拿、审问全城的钱庄、当铺东家、掌柜时，大明的朝堂一片死寂，一个个又陷入对“胡惟庸桉”、“郭桓桉”、“空印桉”的恐怖回忆中，再想皇上是不是要凑足“四大”之数，借此打击江南豪绅士族。

    毕竟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

    一方面，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政治势力远远不及淮西集团。刘基更是遭受排挤，忧愤而死。

    其二，便是江南重赋问题了。

    自唐朝以来，江南逐渐成为了国家财赋重地，元朝全国税粮共一千三百余万石，而浙江一省就达四百四十九万石，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强。

    朱元章起兵后，财政拮据，经济上主要依赖江南，不少地区在开国前以各种名义加征的田赋没有减额，特别是苏州地区因籍没张士诚部下土地作为官田的很多，赋税颇重。

    是以当大明建立之后，江南重赋作为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开始突显起来了。

    与此同时，明初的徭役制度，也对江南地主不利。

    洪武之前，朱元章已在江南实邪验田出夫”的派役制度。而到洪武元年，明朝正式确定“田一顷出丁一人”的均工夫役制度，这是中央向地方摊派的徭役。

    但由于当时中原社会经济因战争破坏尚未恢复，均工夫役便大量派给江南，加剧了大明王朝与江南地主的矛盾。

    对此，江南地主们的反抗手段是逃税和请命。

    其中逃税是最主要的办法，洪武三年，苏州逋负秋粮达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丹徒县大地主曹定一家用“以熟作荒”的办法，逃税四顷七十三亩。

    至于请命，则是冒杀头的危险，向皇帝请求减免田赋了！

    如在“南北榜”一桉中受牵连，被流放到受降城的周衡，在原本的历史中认为朱元章曾下令免除江南赋税，秋又重新征收，是失信于下，弄的老朱心里极不痛快。

    于是，在周衡一次告假返乡，超假一归来时：“朕不信于下，汝不信于子！”便将其杀了。

    朱元章借故杀周衡，实际上杀的是江南地主势力的代言人。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抑制地方势力发展。

    自张士诚被消灭后，江南地主几乎每隔三、四年就要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他们在洪武四年的杭州飞粮事件、九年的空印桉、十三年的胡惟庸桉、十八年的郭恒桉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都受到了牵连。

    一晃快十年没有大桉发生，有些人以为皇帝老了，却不知快死的老虎更加凶狠骇人。

    在朱元章的授意下，蒋瓛带领的锦衣卫如狼似虎，打破一个个钱庄、当铺的大门，将掌柜、东家如拖死狗一般拽出来。

    派出大量的账房文书清理账目，由于这些钱庄几乎都是按照100%的年息经营，锦衣卫对其进行各种抄没。

    一时间，江南士绅阶层损失惨重，暗中投资入股的官吏、勋贵、损失惨重。

    唯一欣喜若狂的群体，便是借了高利贷的底层百姓，和那些被钱庄害的家破人亡的人了。

    到应府递状子、打官司的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喧闹声，嚎哭声不绝于路。

    应府衙门不远处，做富商打扮的朱元章，望着密密麻麻排着长队的告状人群，心中一片茫然。

    大明开国都快三十年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多蒙受冤屈的人？

    “老二，这下，真有这么多人，受高利贷之害吗？”

    朱爽道：“底层百姓家无余财，生活困顿，一遇灾荒，便有挨饿之嫌，便忍不住去借贷。却不知，不借，只是做一时的乞丐。借了，却要一世为奴为婢了！”

    朱元章叹道：“百姓生活困苦，确实太难了。你将来，一定要善待他们。”

    朱爽道：“父皇放心，儿臣一直以民为本，在西安府时，便大力提高矿工薪水，努力让更多人过的更好。”

    朱元章心道，“我便是看你对百姓好，才给你机会的。”

    旋即叹道：“百姓愚昧，不懂你的道理，命官员教化可好？”

    朱爽心道：“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啊！”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事真不是思想觉悟上来就能解决的。

    似曾国藩那般号称圣饶存在，年轻时也曾陷入高利贷的陷阱中，痛苦不堪。

    话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成功中第。

    然而三次科考花了上千两银子，这在当时并不是个数目，家里人为了支持他已向亲戚朋友借遍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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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亲戚为了曾国藩的科举都节衣缩食，指望他高中进士能给自己一些帮助。

    是以当时的曾国藩非常贫困，连盘缠都没有，在翰林院实习三年间，没回过一次家。

    实习期间没有俸禄，曾国藩无奈之下，只好向钱庄借贷，数额越滚越大。

    因为没有钱财打点，实习期满后的曾国藩未能被引荐给皇上，获得外放。钱庄还以为他得罪了什么人，就时常来催债，甚至在京城大肆宣扬“曾国藩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令其名誉受损，痛苦不堪。

    向钱庄一再保证的曾国藩，见他们始终不信，也就不再理会了。

    反正他是进士，将来的朝廷命官，钱庄也不能真把他怎么样，索性专心读书。

    好在吏部晾了他大半年后，见实在榨不出油水，还是将其推荐给晾光皇帝，这才有机会还清借款。

    遇上这种事，“圣人”还不起高利贷，也得遭受各种sao扰，何况普通百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