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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五篇(二十一)

    在1980年第四期《考古学报》上,张政良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此文里写道:“1979年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据与探寻易卦起源地的问题”。(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第23页中华书局2012年4月第一版)

    对于张政烺的这段说法,能否认为就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释读出的说法吗?虽然张政烺说这段话时,并没有附录图片,也没有提及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得出的“易卦刻文”。但通过张政烺的这段话里的“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种说法,说明张政烺是从出土的两种东西上,即“骨角柶和鹿角枝”上看出有八个“易卦刻文”,张政烺所提及的了“鹿角枝”,无疑就是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因为张政烺接着说“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个举例,说明他只举例了所谓两个的“易卦刻文”(他认为的有八个“易卦刻文”),而正是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在张政烺看来刚好是他所认为的“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两卦符号。那么,有人会问,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刻纹,张政烺如何能看出是两个“易卦刻纹”(即易卦符号)呢?兴许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以外的鹿角枝上看到的易卦刻文,才举例出“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两卦数字符号吧?确实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无论如何是联系不上“易卦”里的“遁”与“归妹”,也联系不到数目字上。可张政烺就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联想到是“易卦”里的“遁”与“归妹”的‘数字’符号(即张政烺所说的“数字卦”就是“易卦”的早期卦符号)。有人又会提出疑问,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无论如何来看,也有几十个刻纹,本身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出现的是刻划的线条,既然称“刻纹”,如何能认为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出是两个“数字卦”,即“易卦刻文”呢?确实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来看,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出是十二个数字,更联想不到《周易》里的“遁”与“归妹”里的符号。可张政烺先生就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成的是十二个数字组合,十二个数字一分为二就联想到了“易卦”里的两卦来。为何说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出他认为的既是“易卦刻文”,又是“数字”呢?我们通过照片,已知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是有平行线和八字线这两种刻纹(或称“刻线”)的组合,但每一种形状的刻纹是并列为多条,或是四条、五条、六条并列在一起组成出不同的条块图案。若是按不同条块来分,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清晰可见的有十一个条块。我们也已知这个麋鹿角枝是个残缺的东西,若是按麋鹿角枝上的线条条块组合规则来看,这只麋鹿角枝两头还有刻纹组合,而从麋鹿角枝照片的大头来看残缺处的刻纹组合不明显,而从麋鹿角枝照片的小头来看还能看到有平行刻纹。这样从这只麋鹿角枝上就能看到有十二组刻纹组合,若从这只麋鹿角枝的大头的线条条块组合开始计算,第一组刻纹组合,我们不借着仪器来看,隐约的是有三条刻纹并列为一组;第二组并列的刻纹显然要比第一组并列的刻纹数多,是四条或五条并列在一起,根据rou眼的看法就不同了;第三组并列刻纹,通过rou眼来看似乎是三条并列在一起;以下排列的刻纹组合以rou眼来看,也是多少不等。由此推知张政烺就是通过这只麋鹿角枝十二组刻纹组合,并计算出每个组合里的刻纹数,就变成了数字几。如从麋鹿角枝的大头看第一组刻纹的组合,可能被张先生看成有三个刻线并列在一起,张先生就把这并列的三条刻纹释解为数字“三”了,所以张先生就以此类推地把麋鹿角枝上的刻纹并列组合,一组一组的释解成一个一个数目字来。这就是他的“三五三三六四”和“六二三五三一”的来历。读者也不妨通过照片里的麋鹿角枝上的刻纹,从大头的一组刻纹并列组合计算一下是几,并依此按组合的条块通过rou眼来计算一下每个条块的并列刻纹之数是几条,也转化为数目字几,同样也能得出十二个数字来。人们会问,难道张政烺就是这样的从麋鹿角枝上的刻纹解读出的“数字卦”么?确实让人难以理解。本身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所出现的一个图案组合的刻纹之数,正如《青墩麋鹿角刻纹易卦筮数“26”之谜探析》一文里说的是“26”个刻纹,从这“26”个刻纹组合的图案来看,虽然还可看成能分作为三个,或分为五个条块的小组合,但这无论一个大图案里分作三个或是五个小的条块刻纹图案来分配“26”之数,都是不均等的,这说明往麋鹿角上刻划划道者,只是求得刻纹图案的整体装饰的美观,而对每一个小条块刻纹里的刻纹之数,则是个随意的刻划而已,根本与占筮无关。通过以上所举的青墩遗址出土文物图片,无论从我们标记的“图二”或“图三”这些照片来看,这些鹿角上出现的只是一种刻纹而已,像“图二”中鹿角上的刻划,并无规则,那些刻纹既长短不一,又形状不一,与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有规则的“六联体”符号组合根本不同。而张政烺确实对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是看走了眼,一心迷误到他的“数字卦”上,才把5000年前的人们刻划在麋鹿角枝上的一种装饰图案的刻纹,错误的通过刻划道数的计算而转化为数字,并又错误的联想为“易卦”里的某某卦符号。

    总之,张政烺把青墩麋鹿角枝上的刻纹错误释解成“数字”,而又错误说成为“易卦刻文”,为其错误之说的“数字卦”张目。这是个极为不严肃的学术事件,而造成学术界跟风以讹传讹数字易卦早在5000年前就出现了的这种新的‘神话’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