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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子赵一 三十四

    政治

    康熙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此举极大的促进了康熙对民情的了解,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晚年倦勤,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112人。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

    军事

    统一台湾,开府设县

    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的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收复了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即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平定三藩

    所谓“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自清初以来,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几股割据势力。“三藩”都拥有大量武装。特别是吴三桂,“功最高,兵最强”,积极储将帅,习武备,使“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他们仗着自己日益壮大的力量,飞扬跋扈,不听约束,给清廷以很大威胁。而且所耗军费巨大。写真1673年三月,以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提出反清复明,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声讨清朝。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收复,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1677年投降。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陷落。1678年八月,吴三桂死,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1681年,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

    平定准噶尔叛乱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大清,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

    噶尔丹起兵被粉碎以后,喀尔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在清政府的帮助下,噶尔丹暂时退兵。

    玄烨设置将军和参赞大臣率兵驻守科布多和乌苏雅台等重镇,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各部的管理和统治。

    雅克萨自卫反击战

    明末清初,沙俄在亚欧大陆上不断向东扩张,并于17世纪中期侵入了东北亚外东北地区。沙皇多次遣使来清,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因俄国侵占清帝国领土等问题而遭到清政府拒绝]。此外,由于清初帝国内部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期,康熙才对黑龙江地区的俄国据点雅克萨采取了有力的军事行动,捍卫了东北边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平稳定。

    管理西藏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尊敬并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北部的准噶尔汗国军队。此后,清朝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事务。

    经济

    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

    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

    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

    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对于已交过“易价银两”的,可以从来年的常税中冲洗。

    其四,蠲免钱粮。康熙提出“藏富于民”的思想,在陕、云、贵、川、粤等省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钱粮丁银、通赋,其中重大蠲免计32次。并从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免天下钱粮。下令“凡遇蠲免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使佃农也能得到好处。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清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5亿两。

    其五,地丁合一。康熙对按丁征收丁税的方法进行改革。改革的经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税。这就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第二步是实行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在康熙末年开始行之于广东、四川等省,到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又相继在各省普遍推行起来。

    其六,修治黄河,淮河和永定河。清朝初年,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在河南、安徽一带经常决口,后来竟改道与淮河合流,从今天的苏北地区入海,既影响了漕运,又使许多良田成了沙洲,严重的威胁着国库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对此,康熙帝表示十分关切。他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其时三件大事,并亲自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宫中大柱上。他选派靳辅为河道总督,又对治河专家陈湟,委以重任。经过十年(1677年—1687年)的辛苦经营,终于使黄河、淮河各归故道。永定河原名浑河,又称“小黄河”,在流经北京附近时,常常淤塞成灾。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几万民夫,在芦沟桥附近的良乡到东安,开掘了一条200里长的新河道,使原来的斥卤之地,成为膏腴良田。康熙曾亲自视察,并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赋予永远安定之义。

    其七,废除匠籍制度。清朝初年,凡手工业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规定服劳役,或者交纳班匠银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令将班匠银并入田赋中征收,从而使工匠们摆脱了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促进手工业发展。

    文化

    康熙强调兴礼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康熙对西方文化也十分感兴趣,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颇有著述。康熙对基督教也很有好感,后来康熙逐渐发现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清朝政治,并且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有所抵制天主教。也有人指出康熙对科学的所谓兴趣,一方面是用来炫耀,另一方面则也是当玩具供他个人取乐消遣的意思。而不是用于实际需要。

    亦有学者指出,有才华的传教士被皇帝欣赏和重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亦指出分别由康乾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

    康熙除了学习西方科技之外还会应用实践,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方法相对落后之后,用科学方法和西方仪器绘制全国地图。康熙亦会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实地测量,吸取经验。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委任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社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楝、明安图等人走遍各省,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并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图》,其作被称为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李约瑟亦称之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要好、更精确。

    康熙还以巡视之便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例如将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毂成调进宫中培养深造。梅毂成亦通过学习西方数学知识,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重视。

    康熙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不仅仅是满洲的藏传佛教信仰,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传教士讲道,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

    康熙时文字狱则相对有所减轻,比较著名的有《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还有朱方旦案、王锡侯案,以及亲政前鳌拜等顾命大臣发起的《明史》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