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贼 二十二
人物性格 最有骨气的大军阀 张作霖面对日本军方寸土不让，这位“胡子”出身的一代“胡帅”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身强体壮的张宗昌凭借自己骁勇善战，成为大帅手下的猛将。但是张宗昌为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案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拉个巴子，当在家里呢！给我重进！”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而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 性格及处事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治家严谨 张作霖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好。他的小张学良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重视教育 张作霖出身普通百姓家庭，仅仅在私塾学有一点点知识基础，再加上后来一生的戎马军事生涯，更少能接触书本文化。然而张作霖却非常地重视教育，能为教育事业拨钱出力。1922年与奉天高官兼财政厅长王永江筹办东北大学，1923年4月，东北大学成立。这所大学在当时师资水平极高，像章士钊、黄侃等著名学者曾教书于此。故此可以看出，张作霖是颇有远见和头脑的一位人物。 家室妻儿 张作霖以及张氏家族扑朔迷离、跌宕起伏、荣辱沉浮的人生故事，有很多不解的迷，也留给世人无数的感慨与思索。历史人物张作霖的一生也备受人们关注，张作霖几位夫人长什么样以及张作霖传奇的一生。 重要事迹 割据东北 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张作霖被任命为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张作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高官、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利用日本的势力控制了奉、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 1916年4月22日，张作霖已经当上了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成了边疆大吏，有了相当地位，同以前小小的师长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加引起日本当权者的注意。然而，尽管张作霖一个劲地巴结日本人，但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军政两界，对张作霖却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这些看法是和当时日本极力推行的“满蒙独立运动”紧密相关的。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其实就是日本人推行的要把中国的领土割让给日本的运动。日本妄想把内蒙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建立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一派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依靠宗社党和内蒙叛匪。而宗社党的头目就是清朝的肃亲王善耆，1912年1月25日，清廷举行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清帝退位。宗社党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保存实力，肃亲王善耆等一伙六十余人，在北京守备队队长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的协助下，于2月5日密潜到旅顺，被日本人保护起来，待机而起。宗社党是一个以复辟清朝为宗旨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组织，其成员都是清朝的宗室贵族，遗老腐儒。他们积极投靠日本，企图东山再起。日本也正想利用他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他们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必须除掉。 另一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等。两派互不联系，各自活动。 川岛浪速一派在策划第一次满蒙独立失败后，贼心不死，张作霖张学良于1916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在前清时，曾担任过民政部尚书善耆的警政顾问，他们是拜把兄弟，关系十分密切。川岛浪速以浪人的身份在华活动。这是当时日本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普遍作法。 他们表面上是私人身份，不代表政府。但实质上，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侵略别国的间谍。这一派的日本统治集团，在计划、财政、人员、武器等方面，都做好了在东北举事的准备，但后来由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等人认为“极为不妥”。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成功，便会有“暴露意外丑态之虞”。不如策动张作霖进行“满蒙独立”，较为稳妥。这个看法，得到了日本外相石井和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支持。于是，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便没有举行，而是采取了策动张作霖独立的作法。 但是，川岛浪速一伙暴徒企图杀死张作霖，然后趁乱夺取省城奉天，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日本便可趁机cao纵之。1916年5月中旬，“（日本）土井少将（现役联队长）在沈阳满铁附属地内召集日方有关的军职人员，密商干掉张作霖”。会议决定由伊达顺之助、三村丰预备少尉（少佐）等组成“满蒙决死团”，刺探消息，磨刀练兵，执行刺杀任务。他们选择了一个张作霖必定出现的机会，那就是5月27日。 这一天，日皇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都返日经过奉天，“张作霖督军为对闲院宫的经过表示尊敬”，就到奉天车站去迎送。为表示敬意，张作霖还特率其部下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等乘5辆豪华俄式马车，在骑兵卫队的护卫下，大张旗鼓地赶往车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也到车站迎送。 张作霖送走贵宾后，在归途中，于小西关附近，突然遭到炸弹袭击。炸弹是从一层楼的窗口里投掷出来的。刺客是时任日本陆军少佐三村丰等人。但是，他们没有见过张作霖，看汤玉麟煊赫的气派，把汤玉麟误认为是张作霖了，炸弹就投向了汤玉麟。刹那间，小西门大街，硝烟弥漫，乱作一团。但由于刺客惊慌失措，投弹不准，汤玉麟等人只受了轻伤，在后边护卫的卫队士兵被炸死了五六人。 坐在后边马车上的张作霖正路过小西边门外，突闻炸弹声，情知有变，就机智地跳下马车，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在马队卫兵的护卫下，绕道从胡同穿过大西门驰回将军行署。但在途经奉天交涉署时，又遭到炸弹的袭击。张作霖在路经大西城门里的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但张作霖是玩马的出身，骑技娴熟，马驰如飞，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炸掉了张作霖的帽子，人并没有受伤。可那个刺客却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在大街上滚了几下，就死了。 两次刺杀，没有动张作霖一根毫毛，张作霖可谓命大。当然，这和他遇事不乱、沉着应对有关。 张作霖惊慌失措地跑回刚刚建成不久的将军行署，也就是后来的大帅府。门卫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在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卫队紧急集合，处于戒备状态。这时才发现那匹马通身是汗，后腿正淌着血，马肚子也受了伤，知道出大事了。督军署如临大敌，紧急出动，立刻封锁了浙江会馆、通天街等周围地区。 过了一会儿，汤玉麟骑快马赶到了将军行署，立刻问：“七爷回来没？受伤没有？”卫队长赶忙回答：“刚回来，没有受伤。”汤玉麟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心来。径直进到府里，赶快去见张作霖。张作霖气愤地问道：“他妈拉巴子，谁干的？逮着没有？”汤玉麟急忙答道：“跑了一个，死了一个！”话刚说完，卫兵进来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总领事来慰问。”慰问是假，探听是真。 张作霖正在更换衣服，他一愣神，脱口而出：“来得好快呀，让他们进来！”日本人进入客厅，皮笑rou不笑地说道：“将军，您受惊了！”张作霖和他们虚与委蛇，表现得若无其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声音朗朗地说：“小事一段，小事一段，不足挂齿，还有劳各位前来看望，真是不好意思。”说完便哈哈大笑，接着又收起了笑容，一字一句地说：“哼，有人打我张作霖的主意，没那么容易！”日本人“见张神色自若，不禁暗自称奇”。事后检验那个刺客的尸体，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虽然穿戴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他的脚形明显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确认是日本人，那就是日本浪人了。这一次炸张，本来是日本人干的。但是，日本人却放风说是宗社党所为。其实，张作霖也知道是日本人干的，但由于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而且又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也就不再追究，此事便不了了之了。张作霖为了尽快平息这起突发事件，故意在一个场合，当众说道：“算了吧，单从脚形判断凶手，证据不足，不足！”也就没有向日本人交涉，把这个事件敷衍过去了。 多年以后，日本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爵的秘书原田熊雄口述回忆录时，道出了真实情况：“这个凶手是日本人。”“这个阴谋丢尽了日本的脸。”这位日本人倒是能够面对历史事实的。其实，第一次爆炸后，矢田总领事立即跑到现场。他看到，爆炸现场血rou横飞，“真是惨不堪言”。矢田总领事“拣到没爆炸的炸弹，并带回给本乡房太郎上将看，本乡说：‘这是日本特制的火药。’”当时日本人就明了是他们日本人干的。 这一事件，使得张作霖对日本人有了一定的警觉。他知道，当日本人的傀儡是很危险的。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炸张作霖。 直皖大战，向南发展 皖系段祺瑞们已被逼到极致，他们决心对直系兴师问罪。张作霖1920年7月8日，段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皖系高层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吴。会后，段向总统徐世昌递交一份措辞严厉的呈文，在历数曹吴的种种罪行后，要求“上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徐老总统面对咄咄逼人的段，还想讨价还价，但段不给面子，“乃以重兵围公府，强迫总统依允”，无奈之下，徐世昌才盖下命令。9日，段积极调兵：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房，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都开向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在团河设立定国军总司令部，段祺瑞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但终因仓促上马，筹备未周。 直系方面，军心愤激，一意主战。曹锟于9日上午到天津举行誓师大会，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宣言，“将亲率三军，直向神京，驱老段，诛小徐。故所部名讨贼军”。保定为大本营，高碑店为司令部。摩拳擦掌，着力备战。 直系还得到了奉张的支持。张作霖在7月9日，从军粮城回到了奉天。他先用电报宣传自己的主张，阐述了率军入关的原因：“作霖为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他的率军入关，完全是为了人民。这是欺世盗名。10日，张又进一步阐明奉军入关是为了“清君侧”：“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祸国，即视为公敌，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然后请罪于大总统、我督办之前，以谢天下。”这里的“公敌”是指徐树铮，“督办”是指段祺瑞。从侧面给了皖系一记“重拳”。 12日，张又发一通电称：“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13名，亲笔供认曾云霈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线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既然你皖系派jian细到我东省捣乱，我就更有理由出兵打你。此电最后说：“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除jian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数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也。” 张作霖一面发表通电告之全国，一面派出大军进关参战。奉军由张作霖率领，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带兵先期入关，其后奉军陆续西进，以军粮城为中心，集结于天津、北仓附近，约有七万余人，给皖军造成巨大压力。 7月10日，段祺瑞下达总攻击令。14日，直皖双方正式开战，到19日停战，首尾加起来一共6天，真正打仗只有3天。直胜皖败。 18日，在保定曹锟府第光园，举行了曲同丰等将领向曹锟投降的献刀典礼。曲同丰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说道：“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决不再与贵军为敌。”曹锟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说道：“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特将军刀发还，仍请佩戴。本使当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曹锟将这个受降过程专门发了一个通电，通告前敌各军，起到了瓦解皖军的重大作用。当天，曲同丰也发出通电，劝告边防军“共起讨贼”。曲同丰是段祺瑞的两个爱将之一，另一个就是徐树铮。曲同丰的投降对皖系的打击是致命的。皖系将领看到段祺瑞的心腹爱将曲同丰都束手就擒，甘愿降敌，于是也都无心恋战，不想卖命了。西路军很快就全线崩溃了。东战场，由于奉军协助直军作战，战斗力大大加强。在廊房担任指挥的统帅徐树铮，畏敌如虎，丢下军队，不战逃回北京。东路边防军失去指挥，队伍大乱，只好投降。19日，参战督办段祺瑞看到大势已去，建议停战，通电辞职。大总统徐世昌照准。段祺瑞此时痛苦地承认了四条：惩办徐树铮；解散边防军；解散安福部；解散新国会。直皖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并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1年5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都统。同年12月支持梁士诒组阁，竭力控制北京政府，与直系矛盾激化。 直奉两战，松龄倒戈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张作霖与孩子”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在二次直奉之战前，作为序曲，爆发了江浙战争。江浙战争，表面上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战争。其实，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之间的战争，也是直系军阀的后台英美和奉系军阀的后台日本之间的角斗。江浙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两个焦点问题。一个是争夺上海的控制权。上海本来属于江苏地盘，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卢永祥控制。1915年，卢任陆军第十师师长兼淞沪巡阅副使。1917年，升为淞沪巡阅使。1920年7月，兼任浙江督军；12月，去淞沪巡阅使职。虽然卢永祥不再兼任上海的官职，但由于经营有年，实际上仍然控制着上海。上海是富庶之地，齐燮元早已垂涎三尺。江浙之战，不可避免。 一个是对卢永祥扩军的恐惧。1924年，卢永祥接纳了闽军臧致平和杨化昭部，他们由赣入浙。而这两支部队，是被直系军阀从闽地赶出来的。卢永祥将接纳的这批部队，改编为浙江边防军4个师1个混成旅，拥有一万余人。卢永祥的大力扩军，引起他周围的4个省的极大不安。于是，苏、皖、赣、闽4省联合起来，制定了图浙的计划。由于以上两个原因，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江浙问题关系到反直三角同盟的命运，因此，张作霖不能袖手旁观。他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发表致曹锟通电，痛斥直系，声援浙卢。电文谓：“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迹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宣布：“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 并派人到杭州向卢表示本人一定派兵入关，又给卢永祥汇去300万元，作为军饷。 9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北伐。迁大本营于韶关，亲督各军，命各军分路入江西、湖南。任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宣布“援浙即以存粤”。于次日发布《讨伐曹吴对粤宣言》，下令讨伐曹吴。 众寡悬殊，逃亡日本 牵一发而动全身。江浙问题，已经引起全国的关注。至10月13日，由于众寡悬殊，卢永祥战败，逃亡日本。后辗转来到奉天。 张作霖非常关注日本对直奉二战的态度。于是，向军事顾问本庄繁探询日本政府的意向：一是直军打到东三省时，是否予张援助；二是张希望以亲日派之手统一中国，日对此有何想法；三是张腹背受到直军和俄国的压迫，日本有何想法。日本政府答复，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严持公正态度”。但驻奉天总领事船津则要求“发相当强硬的警告”，并主张引导张作霖援助段祺瑞出山。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9月4日的晚间，在张作霖大帅府召开旅长以上紧急会议，决定出兵讨伐曹吴，组成镇威军。13日，京奉线停开普通列车。15日，奉军分别向山海关和热河方向移动。 双方的总兵力有差距。奉军的总兵力，约有二十五万人。直军的总兵力，约有三十余万人，还不算其他的援军。从总兵力上看，直军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经过两年的整军经武，奉军官兵的斗志旺盛。奉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把三省军队编成6个军：张作霖 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 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进军朝阳、凌源之线，出冷口。配属空军1个队。 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 组成第一、三联军司令部，攻击山海关正面，至九门口迤北之线。配属空军两个队。 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驻兴城、绥中一带为后备队。 第五军军长：吴俊升，副军长：阚朝玺。进军赤峰，出承德。 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出建平、平泉之线，威胁直军侧背。 9月10日，曹锟以百万火急的电报，召吴佩孚来京；17日，总统曹锟任命直军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兼直鲁后方筹备总司令。下分为三个陆军。第一军，以彭寿莘为总司令，陈兵于山海关正面，作主攻部署；第二军以王怀庆为总司令，出朝阳；第三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出赤峰，绕击奉军后背。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除彭寿莘部原驻扎在滦州、榆关一带外，其余各军同时出发。吴佩孚除了在前线布置了陆军三军，在后路布置了陆军十支部队外，还任命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为副司令，向辽东海湾活动。空军组成4队：第一队驻北戴河，第二队驻滦县，第三队驻朝阳，第四队住航空处。合计飞机七十余架。这一部署就是著名的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四照堂是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因四面都是玻璃窗而得名。不过，曹吴直系内部矛盾重重，已显分崩离析之相。外部三面受敌，处处捉襟见肘。从战略上看，曹吴已经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吴佩孚原来的战略部署是，笼络浙卢，稳定长江，少数防粤，全力对奉。现在张作霖抓住时机，突然发难，间不容发，他只得强打精神，勉强应战。吴佩孚似乎已经觉察到前景不妙，因此，只能用“一个月取胜”的狂话，来麻醉自己并蒙蔽下级官兵了。 1924年9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5年11月，所部郭松龄反戈，迅占锦州、新民等地，沈阳告急。张以牺牲南满、东蒙的权益换取了日本的出兵干涉，得以转危为安。事后与吴佩孚弃嫌修好，又联合阎锡山、张宗昌等，合力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重占天津、北京。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处决了共产国际共产党人李大钊等35人。 就任元帅，北洋覆灭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 皇姑被炸，枭雄归天 由于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皇姑屯事件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享年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