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头娃 十二
协和会 协和会的来历和石原莞尔密切相关。9.18事变以后，在石原莞尔的指示下山口重次和小泽开作把原来自发的“满洲青年联盟”解散而代之以关东军资助的“协和党”，板垣征四郎参谋长亲批了两万大洋的第一笔经费。石原莞尔不信任政党，认为所有政党到最后都会被财阀收买而不利于军部的统治，所以一开始就应该有一个代表军部的“政党”。 但这个“协和党法”一直不见发布，当时还只是中佐的石原莞尔喊来了“满洲国总务长官”驹井德三问清了原委后吓了一跳，不发布的理由是溥仪不同意。 石原莞尔:“溥仪是什么东西他不同意就不同意了” 驹井德三:“道理是这样，但名义上怎么着他是‘满洲国执政‘，他不同意也没办法。” 石原莞尔:“溥仪为什么不同意成立协和党” 驹井德三:“溥仪反对‘党‘的称呼，他原来就是被革命党赶下皇位的，所以对‘党‘这个字过敏，什么都行，就不能党”。 从此以后就叫“协和会”，不叫“协和党”。 在对政党的看法上，东条英机和石原莞尔完全一样。东条英机也是支持近卫内阁解散全部政党而代之以“大政翼赞会”的主张的。但和一直在感激协和会在满洲事变帮了关东军大忙的石原莞尔不同，东条英机觉得那就是一伙成不了事的地痞流氓，也只有像石原莞尔那样的流氓才会和他们情投意合。东条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协和会是比共产党更加危险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石原这个协和会后台还一直在企图通过北京大学教授鲍明铃想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取得联系以便打开日蒋谈判的路子。 对于石原莞尔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不止东条英机一个人。所以在1938年5月东条英机走马上任陆军次官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这个职务由石原莞尔代理了半个月，但最后不是像不少人所猜想或担心的那样由石原莞尔接任，而是由和东条英机私交甚厚的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来接任，因为对日本陆军来说，石原莞尔已经没有用了。 1938年6月，石原莞尔向矶谷廉介提出包括加强协和会，约束日本人官吏和废除关东军第四课(就是那个片仓衷中佐为课长的主管满洲国事务的部门)这三个构想的改革方案，被矶谷廉介拒绝，一怒之下，来了个不请而辞，脱下军装留下一份辞职报告就回日本了，为减少此事影响，在板垣征四郎安排下，住进了东大医院(当时的东条次长估计还想把他弄进精神病院呢)。出院后任舞鹤要塞司令(手下一个兵都没有，完全一个闲职)。 1939年8月晋升陆军中将，在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推荐下出任第16师团司令官。石原与东条英机等关系继续恶化，多次公开宣扬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之辈才是日本的敌人，他们是世界的敌人，他们全都应该枪毙。对于这种挑衅，东条派自然不会视而不见。1941年3月，石原被编入预备役。 逃脱罪行 1945年日本投降后，石原莞尔认为自己是受东条英机迫害的和平主义者，发表了《我们的世界观笔记》、《新日本的出路》，释出了“放弃战争”的概念，并提出建设“不要战争的文明”等主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东条英机划界，鉴于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关系非常恶劣、水火不容，且反对扩大战争，不追究其战争责任。石原莞尔觉得自己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很没面子，又开始为自己凑战犯素材。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向他调查时，石原莞尔竞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石原莞尔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成了甲级战犯，其他人也大部分成为战犯.就他没有列入战犯名单。 代表作品 《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 《战争史大观》 《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 《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 《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 《满蒙问题我见》 家族成员 石原莞尔没有子女，他去世后，整理他遗物和办丧的都是他的弟弟石原六郎cao办的。 冈村宁次，男。侵华日军战犯，百团大战后调任华北方面最高司令长官，指挥日军对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并对华北地区的平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三光政策)，抗日战争末期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昭和军阀的三羽乌的第三位。 冈村宁次先后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3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在参谋本部任职。1917年在驻华武官处工作。1919年回国后，长期供职于陆军参谋本部，研究中国情报。1925~1927年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内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侵华日军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于9月9日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冈村宁次在当时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本应加以严惩，但因受到国民政府的庇护，未受法律制裁。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被聘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对解放区的进犯。1949年1月，被国民政府宣判“无罪”，同年4月返回日本。1950年被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1957年任日本乡友会联盟会长。1966年9月2日死于日本。 人物生平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由于日本孕妇在胎儿隆起后有束腰的习惯，加之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时很瘦弱。他的父母冈村宁永夫妇此前生过一个儿子，却夭折了，他们担心这个孩子仍然活不下来。在给这个孩子起名时，宁永取自己名字里的“宁”字，再加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就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4岁开始，宁永夫妇就教他认一些简单的汉字，并规定他每日作息时间和识字进度。 1890年3月，冈村宁次入坂町小学，开始了长达8年的小学时代。 1897年，13岁的冈村宁次小学毕业，考进了著名的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更名为早稻田大学)的附设中学部。由于该校当时的收费较高，所以冈村宁次仅仅在此读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后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 1898年9月，冈村宁次身穿草绿色军装参加了入学典礼，从此迈出了他军人生涯的第一步。 1904年，冈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士毕业。同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一联队担任补充部队小队副的冈村宁次，怀着为天皇建功立勋的迫切心情，恨不得马上驰骋疆场。在冈村宁次的一再请战下，上司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于翌年4月将冈村宁次从补充部队转到步兵第四十九联队，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参加库页岛战役。 谍报工作 1914年8月，被上司调到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工作。同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乘机夺取了德国在华势力范围--山东青岛。 1915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冈村宁次等人赴青岛搜集资料，由此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冈村宁次赴青岛不久，被时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至北京做助手，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文牍书案之类的工作。这样，冈村宁次在北京青木顾问处一干就是4年多。 1919年7月，冈村宁次终于返回日本。他的新职务是陆军军事调查部新闻班的少佐班员，主要从事沟通军队与国民之间的“感情”和处理军方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事务。在新的职位上，冈村宁次不遗余力地为争取日本陆军的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摇旗呐喊。 1921年，作为巡回武官赴欧美考察，在东久迩稔彦引见下参拜了皇太子裕仁(昭和天皇)，并替裕仁搜罗驻外武官作为党羽， 1921年10月底，日本政府内阁的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3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纵论时政，目的与7天后刺杀原敬的中冈艮一类似:结束国内的腐败。 这3人--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皆是日本陆军中的骄子。在以训练严酷著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4名、陆军大学第2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5名，陆军大学第1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6名，在陆军大学则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颁奖。 这3人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三只乌鸦”之意(略同于汉语的“三杰”)。国内腐败在他们眼中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后海军由萨摩藩把持，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休想晋升到陆军高位。 这一天被日本史学家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其实，巴登巴登聚会还有第4个人--东条英机。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但只因为在士官学校中比“三羽乌”低了一年级，所以在巴登巴登他只是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汽浴室门口放哨的小喽罗。既不能列入“三羽乌”之内，更不能参加他们的讨论。除了在巴登巴登这4人之外，“三羽乌”从不属于长州藩、且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7人。这就是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驻北京武官矶谷廉介。这11人就都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的核心骨干。在纪律严明的日本军界，这几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因为他们背后阴影里是那个在日本神一样存在的昭和天皇。这就不难解释日本一系列所谓的下克上事件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的原因所在。当被称为太阳鸟的“三羽乌”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笼罩整个东亚大地。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的大地震。9月3日，日本政府为抗震救灾和维持秩序，遂成立关东戒严司令部。刚晋升为中佐的冈村宁次被临调该司令部宣传情报部，负责戒严期间的新闻检查。冈村宁次并不满足于宣传工作。经过频频活动后，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的调令。 冈村在谍报武官任上，干得风风火火，颇有“实绩”，在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日本厂家枪杀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他巧妙的利用英帝国主义分子打头阵，制造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国。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冈村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之类的军事外交问题，陆军本部总是指定他来主持。在江浙战争爆发时，他把军事间谍派到双方的军中去当顾问，自己成了战争的总导演，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以此检验双方军队的作战实力。后来只是在福建的孙传芳部突然出兵，奇袭卢永祥才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便去当孙传芳的顾问，看着这只小小的军队迅速膨胀成为五省联军，又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击败，在一片混乱中，他偷盗了孙传芳的军用地图躲进了日本长江舰队，又被奖励了一大笔资金。他回国不久，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日本陆军悍然出兵济南，到1927年8月15日，冈村宁次终于接到了大佐联队长的任命，但这次虎头蛇尾的出兵济南除了证明日本军队的残暴外没有任何作用，国际上的一片反对声使他还没有踏上大陆就准备打道回家了。 侵略中国 1932年，为了转移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社会对东北的关注，他派遣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出兵中国上海。熟悉上海情况的冈村宁次于2月26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3月6日晨，姗姗来迟的冈村宁次抵达上海，但淞沪战事已基本结束了。4月1日，他转任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同时晋升为陆军少将，时年48岁，他任军事调查委员长的主要职责就是粉饰日军侵略上海的行动。5月5日，中日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尽管日军取得了在上海的种种特权，但冈村宁次还是对协定的内容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 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奉命转赴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关东军就任后，面临所谓“匪患猖獗”的困难局面。他口里的“土匪”，其实是指我东北各地的抗日军民。因而冈村宁次将“治安”问题列为首要任务。为此，冈村宁次先给军部打报告，要求增派援军，然后通过“满洲国”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所谓“谋略部队”为日军作炮灰。 1932年9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冈村宁次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随后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抗日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可以格杀勿论。随着增援部队的到来，在实权人物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关东军50000人马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分地域逐次展开，向义勇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1933年春，在以武藤、小矶和冈村为首的关东军的疯狂围剿下，东三省的各部抗日义勇军，除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先后被剿垮，无数义勇军战士为反抗侵略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这次谈判实际是日本帝国主义将事先拟好的侵略条件强加于中国、强迫中国接受的一个仪式而已。最后，冈村宁次终于拿到了令他满意的《塘沽停战协定》。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所签订的这个协定，其实质在于强迫中国方面承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等于认可华北平津地区是第二个“满洲国”。同时非武装区的确定，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通路。 1935年，冈村宁次转任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成为了日军大本营决策侵略战争的核心人物之一。翌年3月晋升中将，转任第2师团师团长。 1937年4月(七七事变前夕)，率部驻扎在中国东北。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2月13日，侵华日军发起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述南京大屠杀的恶劣影响(1938年7月13日的感想中写道:“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jian的也大有其人。”这是在日军官兵日记中记录南京大屠杀人数最多的表述)。 1938年6月，他任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所部进攻武汉;嗣后又指挥进攻南昌、长沙、宜昌、枣阳等战。他指挥作战，惯于调集精锐的机动兵力，运用袭击、包围等战术机动作战。 1939年夏季，冈村宁次完成了他的研究成果，制定了对中国第五、第九两战区施以政、战谋略的方案和指导大纲。其核心思想是:以政治、军事和派遣特务等各种手段，策反杂牌军，孤立以黄埔军校少壮系为主的中央军，然后歼灭中央军。其计划要领是:一、对第五战区的敌军(指中国军队)，置重点于策动广西、四川军队反叛，借此使全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其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良机进行工作。二、对第九战区之敌(指中国军队)，可对四川军及游击旁系军施以怀柔工作，对其他军队(直系军以外)进行积极的谋略宣传，引导其丧失战争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三、任务分担:第6师团对杨森军策反工作;第33师团对王陵基军策反工作;军特务部担任对五战区的四川军的策反谋略工作，为此应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在大力开展策反工作的同时，冈村宁次又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将第九战区的中央军列为武汉日军的打击重点。大纲的中心意图是:以奇袭手段，尽量在短期内歼灭中央军。 接着在5月和9月他又发动了对中国第五战区的襄东进击战(随枣会战)和对第九战区的湘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襄东进击战他3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面对李宗仁20个军30万人，湘赣会战他4个师团对薛岳52个师。共同的特点是，在宽大的正面上长途奔袭，穷追猛打，以消灭对方骨干兵团为目标(在江北是汤恩伯军团，在江南是关麟征集团)，不以占领地域为目标，速进速退。均因作战兵力不足和作战地域限制而没能完成任务。这表明日本军队已经陷入了他们最害怕的持久战中。 1940年3月他回国任军事参议官，翌年4月晋升为大将。7月，他被派任华北方军司令官，在华北地区连续发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他将华北各地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分别实行“清乡”、“蚕食”、“扫荡”政策;尤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驻屯清剿”的“大扫荡”，实施极其残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纵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944年6月，他被调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所部投入“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先后攻占桂林、柳州、南宁，打通了粤汉、湘桂铁路线，直达中越边境，以挽救孤立于南亚的日本侵略军。是年11月22日，冈村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统率二十六个师团和二十二个旅团约七十六万日本侵略军。 由于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为所谓“大日本帝国”立下赫赫战功，1944年11月，日本政府升任他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此时的冈村看到战争不利，曾想引兵直入重庆，引诱盟军大规模增兵中国，以解日本本土之危，但下属都信心不足，对他的芷江作战计划和老河口攻略计划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他也只好尊从大本营的命令把派遣军主力部署到沿海一带防止美军登陆。 1945年8月15日10时10分，冈村宁次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军第68号密电。他心中顿时明白了，战败投降已成定局，除谨遵诏命外恐别无他策了。11时过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两千余名日军官兵，按平时遥拜天皇的队形，在南京市鼓楼广场东面集合，聆听天皇亲自播讲的投降诏书。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并向中方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