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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主 任 吃 青 菜 苔

    年主任吃青菜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动人心弦。城市里干部下放、学生下放,又动员“成家户”下放。芜湖市某居委会主任年年红送下放户刘步新到磨墩村安家落户。磨墩村的革委会主任(当时的村官)安排了接待饭。年年红作为送下放户来的城里人代表,受到了热情款待。席上,有一碗是新上来的青菜苔,由于是早春的新鲜菜,加上橱工做得好,年主任特别喜欢吃。他甚至觉得这极其普通的家常菜,却鲜美无比,甚至美不胜收。回家后总是回味无穷,念念不忘。

    年年红吃过了青菜苔以后,引发了许多联想:这青菜苔只是极其普通的蔬菜,能有这么好吃,说明任何东西还是自己生产的为好。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是农村生产的,随吃随采,新鲜好吃。我们在市场里买回来,总没有这么可口。荤菜中的家禽家畜是农村饲养的,要吃现宰,新鲜方便;禽蛋多得吃不了,拿到街上来卖。农村吃用的水,甘甜清冽,可以任意享受,不像城里,要花钱买,还难做到清洁卫生。农村里的风光旷阔怡人,又自然清新;不像城里的风景,人工点缀,虽然好看,却显得做作。农村人劳动常常同时唱歌,比城里人锻炼身体还优雅。总之,农村实在是十全十美的好地方,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于是,她居委会主任也不想当了,却冠冕堂皇地要求“不在城里吃闲饭,要到农村闹革命”。

    年年红有一个表兄叫骆玉昆。五十多岁了,身体不好,按照政策,也不在下放之列。因为受了年年红的影响,趁着眼前“下放运动轰轰烈烈”的机会,也要到农村来“享受享受”。他跑到“上山下乡办公室”,坚决要求下放。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人说他身体不好,不能下放;他把拳头在墙上擂得“咚咚”响,说他干劲大得很,完全能适应农业劳动。

    当然,普通常识谁都知道,农村并不是他们所理想的美好天堂,所以,城里一般的人都不愿意下放。因此,动员“上山下乡”的工作非常难做。这里的年年红和骆玉昆却坚决要求下放,特别是年年红连居委会主任都不当了,而坚决要求到农村去,真正难得。这对“上山下乡办公室”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于是,他们被当成了标兵和模范,年年红一家五口、骆玉昆一家三人,都被热热闹闹地送到了年主任曾经吃青菜苔的磨墩村来。

    他们初来咋到时,国家有下放金;村里有安家粮。不用下地劳动,像在城里一样清闲着,日子仍然过得舒心适意。但是时间不长,下放金用完了,安家粮吃光了。而农村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地方,而他们又不适应农业生产。于是,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困难。继而,困难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别说吃那些美味可口的菜肴了。到了这时候,他们才晓得农村并不像原来所理想的那么美好。

    于是,他们向农村的政府,那时称“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告救。公社革命委员会为了配合当时的下放运动,很大方地对他们给予了照顾;同时,又要求村里,那时称生产队,给他们饭吃,要是不给饭吃,就是抵抗上山下乡运动,那帽子实在比碓臼(石头做的,加工大米用的石器)还重。生产队只好被动地陆续发点粮食给他们。同时,革命委员会还要求他们自己参加农业生产,力争自食其力。可是,他们虽然曾经下过决心,下地劳动,却无论如何也适应不来农业生产。这样,他们就厌恶起农业劳动来。因此,出勤的时间少得很;即使劳动,也没什么效益。生产队给点口粮,虽然不曾饿饭,却也只能维持艰难的生活。与城市里到月有钱有粮,无忧无虑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于是,他们又产生了要回城里的欲望。

    一日,他们自作主张,携带着家眷潜回了城里。可是,他们原来居住的房子已经分给了别人。就是回来,也没有了住处;他们找到了“上山下乡办公室”,却被告知:“没有政策安排不得回城,只有扎根农村,做个好社员(那时的农村是人民公社,农民都叫社员),才是出路。”没有办法,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磨墩村。做不来农业,受不了体力劳累,只好蛮苦蛮撑。他们所在的生产队,为了让他们能够生存和应付国家政策,只好给他们饭吃、衣穿、和必要的钱用。虽然是不小的负担,也只好承受下来。即使这样,他们的生活也只能在“维持生命”的水平线上煎熬。

    他们两家,一直“煎熬”到将近八十年代,国家政策大转变时,才被召回城去。从下放到回城,一共五年时间。由城里那优越无虑的生活,来遭受农村里的艰难困苦,实在是年年红一时冲动的结果。他们在农村的这几年里,到底苦到了什么程度,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真是苦得见了黄胆!”

    这两位对农村一知半解的人,本来不应该遭受这场苦楚;却因为吃了一碗青菜苔,产生了美妙的幻想,因而趋赶了潮头。年年红将农村看成了神仙世界,自己来了却遭受了苦难,这真是“看得农民像花鸟,不知农家多苦辛”呢?本文189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