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 言情小说 - 七零小娇妻在线阅读 - 第546章

第5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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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中国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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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那时,来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着一锅饭来的,当时深圳所有食品杂货店的饼干面包都被买光了,连咸鱼都断货。据统计,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这一年的春夏之间,尽管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强巡逻,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断涌向边防卡哨。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飞机,2艘军舰,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此次外逃的不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来,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经申请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生子女外逃问题,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也带来很大的困难。1979年上半年,深圳、东莞等地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万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看书.ns.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香港方面1月至6月初,遣送3.3万多偷渡者,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央。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在听取广东汇报之后,研究了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措施。当年7月5日,华国锋计划访问英国,当时港英政府对中国外逃反应强烈,香港舆论界大量报道广东的外逃偷渡之风,称中国“政局不稳”,共产党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当前,要把迅速刹住外逃风,当作一项紧急任务,由党委第一把手挂帅,组织专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七月五日前,基本刹住外逃风。

    高层反偷渡外逃决心很大,李先念在会上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并指示在当前,要“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

    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解决偷渡外逃的根本,还在于发展生产力。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