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镇的各级官兵俸饷（转帖）

    现在从另一项史料来看边镇的俸饷。《全辽志》卷2〈兵政志〉页69－70，记载嘉靖44年（1565）前后，辽东镇各级官兵的俸饷额。

    (1)每旗军一名：月支米1石，岁支米12石。

    (2)千户以下，每官一员：月支米2石，岁支米24石。

    (3)指挥以下，每官一员：月支米3石，岁支米36石。闰各照支岁。以上6月支米，下6月折银，每米折1石折银2钱5分。地方荒歉，加折或倍，后不为常。

    (4)旗军月支外，有年例赏赐：棉布4疋，棉花1斤8两（折银9钱），岁冬支给。盐、铁、屯军俱同。

    (5)官员月支外，各照品级石数折钞，每米1石钞银4分5厘，是为俸银，岁二季关支。

    (6)守哨墩军，出哨夜不收，艰苦迥异，岁冬颁给衣鞋，公差廪米。

    (7)客兵粮料，各因其职务大小、戍守远近而为丰减之宜。

    (cao马70,318匹：春支料豆，日计3升，小月则扣。冬支折色，每豆1斗折银2分，自季冬朔至3月终，马各给草，日支1束。驿马关支准是。驴头有差。

    以上是卫所级的粮赏，是基层官兵的俸粮标准。这种俸粮根本不足，甚至连养单身汉都不够。边军的贫苦状态，可从吕坤的证词来了解。吕坤有一篇长奏〈摘陈边计民艰疏〉（《吕新吾先生去伪斋文集》卷1页35－72），列举12项要点。其中的第12点是「复月粮以恤贫军」（页71－2），相当能显现边军的贫苦状态。「姑自太原营言之。每军月粮八斗，每斗折银五分，计一日所得才一分三厘耳，尚不足壮士一食之费。自款贡以来，又于六个月内，每月扣银五分，共扣银三钱为市本，是每日所得不及一分二厘。父母妻子之养所资者此也，日用人事所资者此也，器械衣装所资者此也，此外无所从来矣。又分领夷马，有摊赔之费；关领月粮，有造册之费；掌印、本管、指挥、千百户、千把总，有科派之费。有马军人，虽关有草料，稍得侵肥，又有朋银之费。守备等营，又有杂拨滥差之费、有长差帮贴之费、有送迎奔走之费，较之快壮门皂，一无所得，诸有所损。月粮既少于工食，战征又苦于差役，以是身也，而责之鼓气练兵，能乎？以是心也，而责之竭力致死，得乎？」

    《会计录》卷对辽东镇的俸粮条例，有相当详细的记载：(1)官吏俸粮条例，(2)主兵月粮条例，(3)主兵兼食行粮则例，(4)主兵马骡料草则例，(5)冬衣布花则例。单以上述第(1)项为例，官吏俸粮条例的内容就有27项，以下列举其中的前16项，以显示主要军阶与薪资的等级。

    (1)总兵官月支本色米3石，折俸银7两8分7厘5毫。

    (2)都指挥使月支本色米3石，折俸银2两6钱1分。

    (3)都指挥同知月支本色米3石，折俸银2两2分5厘。

    (4)都指挥佥事与指挥使各月支本色米3石，折俸银1两4钱4分。

    (5)指挥同知月支本色米3石，折俸银1两3分5厘。

    (6)指挥佥事月支本色米3石，折俸银9钱4分5厘。

    (7)正千户月支本色米2石，折俸银6钱3分。

    (卫镇抚与副千户月支本色米2石，折俸银5钱4分。

    (9)实授百户月支本色米2石，折俸银3钱6分。

    (10)所镇抚月支本色米2石，折俸银2钱7分。

    (11)试百户月支本色米2石，折俸银1钱3分5厘。

    (12)武举指挥月支本色米6石，仍支原职折俸。

    (13)武举千月支本色米5石，仍支原职折俸。

    (14)武举所镇抚月支本色米3石，折俸银6分7厘5毫。

    (15)总旗月支本色米1石，折俸银2分2厘5毫。

    (16)小旗月支本色米1石，折俸银9厘。

    从这16项可以得到几点观察。

    第一，(1)至(6)项是位阶最高者，都月支米3石，差异在折银数。最高阶的总兵官月入是7两8分7厘5毫，随着官阶的下降，折银数也逐级下降。

    第二，石数最高的是第(12)和(13)两项，各支6石和5石，但因无折银数，所以无法比较。但他们在位阶上只排到(12)和(13)，实际的收入位阶或许也是在这个级位。

    第三，最低阶的现职军人，月支米1石，只能折银9厘。

    第四，从第5章表5－1.2可以看到，万历10年时辽东镇有官军83,324员，若每员每年支领12石，辽东镇就必须准备999,888石白米（=83,324×12），而表3－1.2内的屯粮只有279,212石，相差3.58倍。所以必然不能实发白米，必须以折银的方式发放。但我们不知道各级官军的人数分布状况，所以无法计算这16级人员的月支米，在折换成白银之后的总额。表3－1.2内的白银合计额是711,391两，若全部用来支付83,324员官兵，平均每人每年可得8.53两。但这个数字并无实质意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711,391两还有哪些用途，也不知道有多少百分比可用来发俸粮。

    (4)万历14年（1586）因辽东水灾，复开海禁，以天津通州仓粮「从海运本色，以救燃眉。」26年因「援朝（鲜）平倭（寇）」，「（辽）东师大集，需饷甚急，」山东、天津每年从海上各运24万石至辽东，再从陆路运往朝鲜。接下来的20多年间，因后金兴起，辽东的战火、天灾不断，「地方所产已尽」，「各民糊口无粒」，每年以海运输辽40万石至60万石。

    (5)海运辽东的粮饷走过哪几条路线呢？约略有3大条。（甲）前面提过的，从长江口附近的刘家港进入渤海湾，之后分3处停卸、领取：牛庄、凌河、旅顺口。（乙）更重要也较频繁的，是山东与辽东之间的航线，内分5条子线。(a)从登州至广宁；(b)登州至旅顺线；(c)登州至大凌口附近的宁远；(d)登州至盖州套；(e)莱州至三犋牛。（丙）嘉靖38年（1599）辽东粮荒时，每年约运粮5万石，「由天津水运蓟州以达山海（关）」，然后「雇脚陆运至各地散给」。万历初时增倍，每年约运10万石。万历15年（1587）时，10万石「不足辽军2月之饷」，于是又截新运漕粮20万石，由辽东军士用船自运。26年（1598）增为年运24万石。此时期辽东所需的粮饷，辽东自给「十之四，山东、天津各运十之三」。万历末期时因战事吃紧，天津运辽的漕粮增至30万石。天津至辽东的路线最多只能算是半陆半海，就算走海路也是沿着海湾，这和上述从长江口运到渤海湾的路线（甲），在性质上很不相同。（丛佩远1998《中国东北史》〈明代东北篇〉页647－54）

    《神宗实录》对万历中期以后，因「辽东兵兴」而需紧急接济粮，有几项记载可供引述。万历26年（1598）户部称：「东师大集，需饷甚急，山东、天津、辽东各二十四万石。山东、天津则海运，辽东则水陆并运。」（卷319，26年2月壬申条）。万历47年（1619）辽东官军18万人，战况日益紧急，海运漕粮激增数倍，从天津「截漕（粮）30万石」海运辽东。泰昌元年（1620），又从山东「海运60万石」，从天津「截漕20万石」往辽东。然而海运的风险大，「每岁（天）津运十万（石），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漂沫。」也就是说，漕粮在海上漂流损失的比例约在30%至40%之间。（鲍彦邦1995《明代漕运研究》页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