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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章 河北二刘

    第一百一十九章河北二刘

    伽蓝明白了薛德音的意思,并不代表西行、布衣和阿史那贺宝等人也听懂了。

    此时此刻,西北人需要齐心协力,齐心协力的基础是互相信任,而要互相信任,就要公开所知的任何讯息,让大家都能了解河北,能够在此基础上做出一致决策。假如伽蓝要去驰援安德城,而其他人因为畏惧敌人的强大实力,担心全军覆没,拒绝或者掣肘攻击计策,那后果可想而知。

    看到西行等人的目光齐齐盯着傅端毅和薛德音,而这两人却没有细致注释的意。伽蓝不得不出言提示。依傅端毅和薛德音的意思,我即便说了,你们这些西北蛮子也听不懂。你们对中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那又何必白费口舌?

    伽蓝的意思却是,即便对牛弹琴也要弹。我也是西北人,但我能听得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行?苏定方深夜来此,拿出这样一份地图给我们,你知道他们怎么想?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怀疑这是一个圈套,所以,现在你们必须做出一些注释,必须让西北人相信苏定方的确在协助我们,而这份地图也是真实可信的。

    这个难度有些大,傅端毅和薛德音互相看了一眼,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质问伽蓝,“你为甚相信苏定方?”

    “没有理由。”伽蓝说道,“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赌一把。”

    傅端毅心领神会,当即用突厥话向众人解说河北世家豪望、冀城刘氏、中土儒学和河北叛军之间所产生的一系列联系。

    伽蓝和众人用心倾听,凡是有疑惑的地方,伽蓝就询问薛德音,以薛德音的注释做补充。虽然薛德音离开中土也有三年时间了,但最近他与崔逊屡次见面,以他和崔逊之间的关系,想必该知道的事情也都知道了。

    苏定方当然听不懂突厥话,但他看到伽蓝等人都围着地图认真商讨,知道自己此举算是“雪中送炭”,西北人必会承情,而苏氏大概就能借助这群西北人之力踏足裴氏那条“大船”。苏氏一旦上了这条大船,再加上先前在河北辛辛苦苦建下的基础,不敢说苏氏实力能“上升”一步,最最少自保足够了,将来皇帝率几十万府军南下平叛,掀起一场惊天血雨的时候,苏氏大概就能逃过那场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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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都郡的冀城刘氏是儒家北派之一支。他们的祖辈是大汉帝国的皇族,但大汉帝国威震四海,刘姓天下为尊,就连匈奴人都被赐以刘姓,而自五胡南下祸乱中国后,以刘姓自居的人就更多了,以至于累及刘氏声誉,导致刘氏只能在山东世家中位于二流之列。

    中土分裂,儒学分裂,经籍散亡,天下学子求师无门,尤其拓跋魏国败亡,导致黄河流域再度陷入大分裂之后,儒家北学坠入低谷,而恰恰这个时候,山东地区一些通晓汉师家法的宿儒,比如徐道明、熊安生、刘轨思、郭懋当、刘智海、刘献之等人,也连续辞世,于是,师从这些前辈宿儒的冀城刘氏家族的刘焯、刘炫就因为出类拔萃、秀出其间而脱颖而出,取代了先贤们的地位,成为后辈学子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者纷至沓来,不可胜数。

    在高齐时代,两人没有入仕的机会。帝国开皇初年,刘焯、刘炫在裴世矩和薛道衡等人的协助下步入仕途,但遭到关陇人的嫉恨和陷害,革职回家。不久再被起用,但旋即卷入皇统之争,遭到蜀王杨秀的百般侮辱,刘焯被流配戍边,刘炫给其当门卫。杨秀废黜后,刘悼、刘炫终究守得云开见月明,尤其是今上承继大统后,两人官拜云骑尉、旅骑尉,仕途一片光明。然而,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随着今上改革步伐的加快而激化,刘悼、刘炫再一次做了政治牺牲品,双双罢职。

    刘焯回乡后集中精力讲授和著述经书,教授弟子,于三年前去世。刘炫则穷困失意,孤苦无依,听说已经被他的一些揭竿而起的门生弟子接到了叛军队伍里。

    山东大儒刘焯、刘炫的凄惨命运,和中土儒学的式微有着间接关系。

    自魏晋以来,玄学日盛。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又相继兴起,导致汉家儒学一度衰微。

    儒学在这段艰难时间内,主要靠江左的南朝支撑,而北朝仅靠王氏、崔氏等大世家勉强维持。鲜卑人拓跋氏统一黄河流域建立魏国之后,中土南北对峙,局势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北朝为实现统一大业,则力推汉化之策,于是黄河流域的大世家们开始重视儒学教育,就是从“私学”向“官学”转化。

    门阀世家把持着经学,“私学”教育成为门阀世家代代传承的纽带,成为门阀士族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基础,所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手段之一。“私学”转为“官学”,门阀士族的利益岂不遭到了丧失?但这个利益丧失,相比门阀士族利用“汉化”政策所获得的巨大收益,那就不值一提了。

    推行汉化之策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儒学教育,就是让鲜卑人接受汉族文化。

    在鲜卑汉化贵族的坚持下,中土北方儒学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之路。这个阻力有来自鲜卑等虏姓贵族,有来自佛道两教,也有来自某些思想保守、眼光狭隘、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小利的汉姓门阀士族,但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寒门贵族在这一轮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于是儒学复兴就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

    当时有名臣颜之推,自南朝而进入北朝的儒学名士,他在临死之前就告诫自己的后人,“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要求子孙后代务必进修、承继和推广儒学。也就从这一时期始,凡仕宦之族,缙绅之家,无不互相仿效,督课子孙,授以儒业,北方鲜卑魏国随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风,其风气之盛竟然不让于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

    帝国建立之前,关陇地区因为有周武帝灭佛,佛道两家遭到毁灭性打击,儒学复习步伐较快,而山东地区佛教兴盛,江左却是儒道佛三教并存。帝国建立之初,先帝首兴佛道,不过考虑到中央集权的需要,考虑到中土一统的需要,考虑到周武帝灭佛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比如中央财政、汉虏同化、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儒学来处理,所以必须重视和推崇儒学,必须加快儒学复兴的步伐。

    在这一大前提下,先帝以三教并重为原则,加快了儒学的复兴,而儒学复兴的主要政策就是崇儒和兴儒并行。所谓崇儒就是搜集整理儒家的**典籍,推进儒学的南北合流,并大力搜罗儒学人才,重礼聘请,高官厚禄,集大儒名士于京都。所谓兴儒就是在京都和各地州县设置学校,以设学施教做为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

    然而,自魏晋以来,儒学已经衰落数百年,积弊已久,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复兴?而儒学的复兴,表面上是政治需求,实际上就是帝国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手段,这里面牵扯到帝国中央和世家权贵、儒家和佛道两教、门阀士族与普罗大众等等各势力、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所以,儒学复兴之路异常艰难。

    首先就是南北儒学的融合问题。中土分裂为南北两朝,儒学也分裂为南北两派。南派重在简约,得中土儒学之英华,而北派重在深芜,穷中土儒学之枝叶。南派以江左世家中的侨姓王、谢、袁、萧和东南吴姓朱、张、顾、陆为代表,北派则以山东五大一流世家王、崔、卢、李、郑为代表。也就是说,关陇无儒学,但儒学的融合首先是中土三大世家权贵集团在利益上的妥协,现在掌管儒学融合的关陇贵族集团竟然被排除在了儒学融合之外,其利益丧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也能够想像到儒学融合之艰难。

    其次就是儒学几百年的衰落导致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而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读书无用”,书读得越多,学问研究得越深,距离仕途也就越远,不但在生活上窘迫,在政治上更是没有地位。

    几百年来的中土是门阀士族政治,门阀士族控制着南北两朝大小王国的兴衰和更替,门阀士族控制着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的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门第,是郡望堂号。比如你是学识渊博的大儒,但你出身寒门,那你“修身齐家”能够,“治国平天下”就轮不到你了,你天生就没有那个资格。反之,你是不学无术的纨绔,但你是中土第一高门崔氏子弟,那你就拥有了“治国平天下”的资格,至于能否入主台阁或者掌握中枢,那当然也要看本事。

    既然如此,世家权贵的子弟们还需要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吗?既然如此,寒门出身的莘莘学子们通宵达旦经年累月地钻研学问又有什么意义?

    几百年前是“学而优则仕”,儒学就是学子们的“金饭碗”,所以儒学不断发展,现在是“学而优则贱”,儒学等同于“贫困”,儒学还如何发展?如何复兴?

    开皇初年,先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但因为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而这一问题竟然一直得不到处理。之后,朝廷干脆取消了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既牵扯到儒学南北派系谁融合谁的问题,也牵扯到三大世家权贵集团子弟谁占据官场席位最多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利益之争。

    先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尤其崇佛。开皇二十年,先帝以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为借口,下诏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七十。但就在同一天,先帝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的助佛排儒,于是儒家复兴的脚步再次停顿。

    今上继位后,锐意改革,重置学校,重兴儒业,设明经,以科取士,但在世家权贵保守派势力的阻挠下,成效甚微,至今没有任何办法来迅速改变儒生士子的身份地位,这导致中央和儒家士子之间的矛盾越来激烈。山东叛乱迭起,规模越来越大,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山东儒家士子们的支持,很多人干脆投身其中,为叛军出谋划策,试图借助暴力手段改变自身的穷困处境。

    在河北这块地方,高鸡泊和豆子岗的叛军队伍里就很多儒家士子,有些人以至就是叛军的领导者,而这些寒门出生的儒家士子大多出自冀城刘氏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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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端毅和薛德音的这番注释,给西北人透漏了几个明确的讯息。

    关陇人对山东人的遏制是全方面的,为了阻止山东人借助儒学的复兴而东山再起,关陇人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连帝国的儒学复兴大计都在他们的cao控下变得面貌全非,不但无助于帝国儒学的发展,反而推动了儒学的倒退。

    刘焯、刘炫应该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大儒,应该是帝国儒学复兴大计的领军人物,然而,他们最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了三大世家权贵集团角逐厮杀的“武器”。由此可见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仇恨,在黄河流域统一三十多年后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强烈了。

    冀城刘氏的很多门生子弟都参加了叛军,由此能够推测出,河北叛军的背后有着很深厚的世家背景,而河北目前的这种局面,放到关陇人和山东人激烈厮杀的大背景下,完全能够推衍出河北人切断永济渠粮道的决心。形势对西北人来说非常不利。

    这份地图能够确信是真的,苏定方的协助也是有诚意的,但苏定方之所以伸手相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北人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希望,所以他来赌一把,看看能否发生奇观。当然,也有可能是得自游元的授意,以确保把西北人推上战场。

    就在伽蓝、傅端毅和西行等人低声交谈的时候,薛德音忽然想到了什么,走到苏定方面前问道,“可知刘炫先生现在何处?”

    薛德音的这句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随即停止交谈,侧耳倾听。

    “听说先生在平原。”苏定方倒是没有隐瞒,知无不言,“贼帅刘黑闼是刘氏旁支,说起来也算是先生的后辈。”

    大儒刘炫在贼帅刘黑闼帐内。刘黑闼是冀城刘氏子弟。伽蓝暗自感叹,怪不得刘黑闼在窦建德死后还能拉一帮人再举大旗横扫河北,原来他是冀城刘氏子弟,而刘氏的门生子弟当然愿意为他卖命,与关陇人血拼到底。

    “可知衡水孔颖达?”薛德音又问道。

    衡水孔氏也是信都郡的世家之一,苏定方自是知道,当即点头,“孔先生是刘老先生最为得意的弟子,名扬海内,无人不知。”

    “可知他现在何处?”

    苏定方迟疑了顷刻,说道,“听说他在黎阳。”

    “黎阳?”薛德音惊讶地问道,“此言当真?”

    苏定方急忙摇手,“道听途说,不足为凭。”

    薛德音沉思不语,目露忧伤之色。

    伽蓝皱皱眉,隐约猜到了薛德音的心中之忧。孔颖达是河北名儒,是山东大儒刘焯的弟子,现在却在黎阳,与杨玄感在一起,可见河北人正在协助杨玄感举旗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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