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和《啼笑因缘》

    这两章主角借用了张恨水先生的代表作《啼笑因缘》，所以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在当时也就是1930年时的火爆程度，再普及一下张恨水大师的成就，其实在我这个网文写手眼里，张恨水先生堪称我辈楷模。

    小说《啼笑因缘》是现代文学史上号称“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之张恨水的代表作。该书采用一男三女的爱情模式为故事的核心结构，通过旅居北京的杭州青年樊家树与天桥卖唱姑娘沈凤喜的恋爱悲剧，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黑暗、****的一个社会侧面。它不仅在旧派章回小说的老读者群众，引起强烈反响；而且还使当时的新文艺界惊异不止，甚至还讨论过《啼笑因缘》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流传得如何广泛。

    啼笑因缘成书于20年代末期，1930年3月至11月在先在《新闻报’快活林》上连载，1931年12月由上海三友书社出版单行本（一共三册）。《啼笑因缘》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读者的反响强烈，造成了轰动，以至于“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鹿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小说的单行本曾再版多次，销量很大，并且被改编成了戏曲、电影、话剧等多种文艺样式，其中仅戏曲就有几十种，而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片社甚至为了争夺拍摄权打了一年的官司，连聿士钊也曾被聘为律师调解诉讼。严独鹤说，《啼笑因缘》“刊登在《快活林》之第一日起，便引起了无数读者的欢迎了……一时文坛上竞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能使阅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张恨水也不无自亲地说：“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当22回原著发表之后，当时有一部分读者对悲剧结局感到不满，要求作者继续写下去。作者则认为写小说“都有适可而止的地位”“不能乱续”。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张恨水终于撇弃之前的主张，又于1933年写了十回续书。因为续书是在“原著以外去找去路”的，势必另辟局面，这样全部32回书，就成了前后似续费续的两个不同格局。1935年，啼笑因缘与续书以2册一套的方式由三友书社再次出版。

    《啼笑因缘》一时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能使阅者如此迷恋，这在当时近人著作中，实在“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故亊情节的巧妙。樊家树巧识沈凤喜，关寿峰父女，更巧的是何丽娜面貌与沈凤喜酷似，通过一张相片，误会环生，纠缠不清，热闹非凡。情节曲折动人，饶有情趣。二是写作技法“新”。作家将缠绵悱恻的言情小说和惊险紧张的武侠小说熔于一炉，在章回小说的传统写法中糅进西洋小说的技巧。笔法新鲜，创新成功，自然扩大了读者面。三是消闲意味“浓”。《啼笑因缘》属于言情社会小说，作者着力渲染“情”与“义”。写“情”’男欢女悦的相意，使人惊喜不已；凄绝哀婉的离别，叫人万分痛心。写“义"，樊关相识，一股侠义豪情；除暴扶弱。顿觉人心大快。悲喜相交、张弛相适，阅者“高枕灯下”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张恨水构筑的小说世界。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都有较鲜明的个性，他们在故事情节的波涛起伏中构成了种种复杂的纠葛，展现了一幅旧中国社会生活的生动图画。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语言运用上，有真意，少做作，无论是叙述、描写或口语，都力避繁冗和堆砌，不以华丽粉饰取宠，而以朴素无华见长。这些特点，也是作品获得广大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作品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

    但作品有明显的不足。首先，是流露在字里行间的感情意趣仍没有完全脱尽“鸳鸯蝴蝶”式的言情窠臼，尤其在表现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调情挑逗时，某些细节的描写，流于粗俗，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同时由于作品的注意力重点放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渲染情致缠绵的情绪，使暴露社会黑暗的功能受到很大的冲淡；作品对贫富之间悬殊差别虽时有揭示，但对人与人之间在黑暗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基本上是模糊的。“女侠”关秀姑虽不同于一般武侠小说中那种“飞檐走壁”、“口吐白光”式的侠客，不乏一个有血有rou的常人，但让她来除暴安良刺杀一个大军阀，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作者所编造的这种“圆满”结局，除了为迎合一部分读者（特别是小市民）的艺术趣味外，谈不上有什么积极的社会意义。此外，过多的“误会”“巧合”，使整个作品的真实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郁值得肯定的有一定社会意义的长篇小说。

    张恨水(1895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原名心远，恨水是笔名，取南唐李煜词《相见欢》"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张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说家，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作品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布局严谨完整，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更以作品多产出名，他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总字数三千万言，堪称著作等身。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再版二十多次，先后六次拍成电影，创下了一个记录。还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倒也卖得不错。

    1928年是张恨水写作最忙的时期。这一年，他竟同时有《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6部长篇小说在不同的报刊上连载，6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各不相同，如此超群出众的写作才能，确非常人所能想象。

    其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等在张家门口，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有一日，他坐在麻将桌上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子，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照样按时交稿。

    他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被尊为“教授之教授”的大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惟一消遣。

    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刘继兴查阅《鲁迅全集》，其中直接提到张恨水的地方只有一处，是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恨水的女儿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二十四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100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只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的小说发行量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当今的畅销书作家们根本无法和其相比，只能望洋兴叹。仅他的《啼笑因缘》，至少出过二十余版。这还仅仅是指正式出版的数量。如今书籍市场上最流行、也最让人头痛的“盗版”问题，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在张恨水的那个时代就早已存在了。

    在抗战时期，仅在沦陷区便出现过一百多种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有这样一件趣事，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把他介绍给毛主席主席，毛主席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恨水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由此可见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竟连茅盾也真假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