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0八章 出鞘（上）

    野外。

    绵延的军帐，壁垒般的大营。

    伯**在马上，望着不远处的那座城池，脸色既十分阴沉，又仿佛在想什么。而周围的元军将领则大气也不敢出，生怕惹怒了这位主将大人。

    不过有人还是能被伯颜另眼相看的。良久没有开口的他就问道：

    “士选，你怎样看”

    众将之中的董士选应声上前。

    “回大人的话，末将以为，城中之人是在困兽犹斗。”

    听了他所言，伯颜再度沉默。又过了片刻，他才接着问道：

    “若依你，如何取之？”

    这回董士选稍微迟疑了一下。他的迟疑是不想给伯颜留下自己畏战、避战的想法，但他随后还是答道：

    “攻城之法，上佳莫过于围三阙一，迫敌离城，然后野战歼之，城池自然可下。次者绝其援道，围而困之，再图取之。”

    伯颜对董士选的另眼相看，自然是由于董文炳的缘故，他当然也知道董士选的所言不虚。但他之所以向董士选问话，更多的是身为主将者，在遇到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被迫要改变既定计划，心中仍有一丝犹疑时，通过和其他人的交流，以助其坚定决心罢了。

    和林战后，在与大汗和安童的密议中，伯颜意识到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

    尽管自己也不是没在留意，但身处西北的自己，还是低估了朝廷面临的南方危机严重性。

    这个严重性就在于，自临安的宋室在琼州死灰复燃后，趁着北元内乱、无暇南顾之机，他们已不断壮大，不仅在南方站住了脚，现在更在事实上与北元重新形成了南北对峙之局。虽然从总体层面上看，北元帝国仍然占优，但双方的实力差距却在不断缩小。

    而更为可虑的是，正由于前段时间为了应付西北的危机，北元在东南地区的力量相对来说就较为薄弱，给了对方以可乘之机。这种情况一旦继续发展下去，双方的主动权就会易手。

    伯颜是明白的，北元今日所面临的局面，自己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自己当年在临安没有让宋室的益王、广王逃脱，也就不会有如今之事。因此他立刻向大汗请罪：

    “今日之事，实为臣的过错。”

    忽必烈则显得很大度：

    “这不过就是朝廷前段时间有乃颜、海都为乱，赵昰小儿在乘机落井下石罢了。爱卿不必自责。”

    忽必烈的大度，是他自己同样清楚，当初宋室余孽还未剿尽，自己就将南征大军招回，于是才有了今日的死灰复燃，这事并不能全怨伯颜。

    他内心里更知道的是，无论怎样，他都必须首先对付阿里不哥、昔里吉等人，根本没有别的选择。真的要怨，还是要怨那几个草原大漠上不知天高地厚的“竖子”。

    何况在此用人之际，实也不能对伯颜多有怪责。

    但他说归这样说，无论是伯颜、还是安童，却都不能不有所表示。

    伯颜就说道：

    “大汗仁慈，臣内心难安。”

    而安童虽在朝廷中不掌军事，且灭宋之时，他本人还被扣押在草原大漠上。可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他知道，为人臣者，理当为君分忧。故此他也说道：

    “臣不能为陛下分忧，臣实有过。”

    听了他们的答话，忽必烈摆了摆手，神情则有些怅然。

    忽必烈没有将责任推卸、或者怪罪到伯颜和安童身上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近来常常想起另一个人。这人就是他曾经的大兄董文炳。

    因为在忽必烈看来，尽管当年自己把南征大军的招回显得有点仓促，可慧目如炬的董文炳，也远在十多年之前就提醒过自己，西北乃腹心之患。他临终前给自己上的最后一道奏章，尽管只有寥寥的两句话，可背后的意思，无疑是希望自己能早日解决。如果自己当初能听他的，当机立断，怕是也就不会有眼下的局面了吧？可惜的是，很多事情就没有如果。

    忽必烈内心里的有些所想，自不会都在伯颜和安童面前提起。这也不是他在此召见安童和伯颜的目的。所以，收起了思绪的他很快就说道：

    “现今草原上的诸事均已平定，故此朕决意，立刻整顿兵马，转兵向南，收拾赵昰这个小儿。”

    他看着伯颜。

    “只是伯颜，朕又要劳烦你了。”

    伯颜则毫不迟疑地一躬身。

    “大汗所命，臣责无旁贷。”

    忽必烈如此的迫不及待，是他清楚的知道，有些事必须要自己来解决，可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这也正是他驾临草原的另一重要原因。

    让他更无法忍耐的是，自赵昰于琼州崛起以来，在他和这个小儿的交锋当中，他屡屡落到下风。或许在此期间如果没有乃颜、海都等人的“干扰”，他可能心理上还能平和些，但当赵昰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时，他心中的怒火就真的无法抑制了。

    他的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伯颜。

    因为不同于其他人，伯颜并没有被某人的庞大计划所吓倒，相反，在他看来，这个谋划不是不能破解。只要北元集中力量击破襄阳的当面之敌，顺流而下的元军，将直接威胁沿运河前出的宋军后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迅速后撤，根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

    事实上，有着当年领军南下经历的伯颜，的确更倾向于从荆襄下手。因为他还认为，如果首先击破了荆襄之敌，再顺流而下灭掉东南宋军，赵昰小儿前些时候所整的热闹，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可忽必烈的急、他的无法忍耐，使得伯颜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接受了忽必烈出兵东南的计划。

    伯颜知道他的大汗无法容忍赵昰威胁到他的“腹里”，甚至就是他自己，同样无法容忍过去的手下败将现在挑战到家门口，并且他还不能说忽必烈的盘算没有针对性。

    因为宋元在荆襄的对峙，于事实上对双方都形成了牵制，在这种情况下，谁在东南之地取胜，谁就会先腾出手来。反过来，失利的一方势必在荆襄地区陷入独木难支的不利境地。

    但伯颜是真的没有想到，二次领军南下的他，在灵璧遇到了一个“钉子”。

    事实上，无论在宋、在元、还是曾经的大金，灵璧都属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城。所以在忽必烈和伯颜原本的计议中，元军将迅速拿下此地，扫清障碍，越过淮水南下。可恰恰就是这个小城，却“钉”住了元军南下的步伐。

    （后世史书对此的记载是：“景炎十六年灵璧之困，北兵虽历时四月有余，未能寸进。”）

    对所有参与过灵璧之战的元军将领来说，灵璧城防给他们最深的印象，不是它已得到整饬的城墙，而是城外两道既宽且深的护城河，以及密密麻麻散布在地表上的、形如鹿角的凸起障碍物。

    在这个时代的攻城战中，攻城方首要的一点便是快速接近城下，如此才能对城上之人形成威胁，并进而打破更重要的城墙防守。

    而“狡诈”的对手显然非常了解这点，所以他不仅不惜费力地多挖了一道护城河，尽可能多地设置了障碍，且还将这两道护城的堑壕全都置于自己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

    更让元军没有想到的是，在灵璧的周边范围内，所有的百姓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如此就造成了元军仅仅是填壕，也付出了超出想象的代价。

    当时的他们、包括伯颜肯定不知道，后世的史书对此同样有记载:

    “（刘）师勇禀宋主，伯颜其人，极为狠毒，每攻城常役百姓为前驱，故常州为其所下，实不可不查也。”

    伯颜并不畏惧攻城，就像他当年曾力克刘师勇守卫的常州城。但当灵璧拖住了他大军的脚步，使得己方丧失了南下的突然性，并且攻城还遭受了出乎预料的损失后，他就不能不重新考虑原先的计划了。

    这时候，“打援”就成为他的选择。

    只要击破援军，无论灵璧是否难以攻下，它终将在围困中陷落。并且围点打援不仅更能发挥蒙古骑兵野战的长处，同样能重创东南的宋军，以后仍可以继续南下。

    只不过这样做并不符合忽必烈当初的愿望，所以伯颜的心中有着些许的迟疑。但是，和董士选的对答最终让他定下了决心。

    伯颜随后除拟了一道密奏报往了大都，同时向所有将领下达了一个简短的指令：

    “筑围，困城。”

    攻城方在这时代外围所筑的高垒，既可以阻止守城方弃城逃窜，同时也起到隔绝城内守军与可能到来援军呼应的作用。

    伯颜已经在为即将的打援做准备，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有人正到处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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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思右想，最终还是放弃了守城战，不过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抗战后期的衡阳保卫战，是二战期间少有的坚持了四十多天的城市保卫战之一。当时的中国一万七千守军只有少量的火炮，对抗的是拥有重炮的十万日军。双方的力量悬殊之大，可想而知。

    日本人在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攻城之后，就再也打不动了。而守军所凭借的，主要就是手榴弹。

    所以在书中所处的时代，如果真有手榴弹，只要有顽强意志，守下来并不是多大问题。

    二战中最著名的城市保卫战，当属前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保卫战，不过衡阳保卫战的可贵之处，是它与前两者相比，完全没有来援。从这个角度说，它略有点遗憾的结局，责任并不在当时的军人，而是上层了，否则必将成为极其经典的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