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0章 联军盟主
袁绍逃到冀州后，虽然董卓没有下令抓捕他，反而授予其官职，但这并不代表董卓真的就对其放心了，董卓后来任命韩馥为冀州牧，并且让袁绍受韩馥节制。 韩馥是颍川郡人，而且本人也是袁氏门生，原先担任御史中丞一职，是属于老袁家的门徒，或许是希望他在冀州关照袁绍，所以周秘、伍琼才推举其为冀州牧。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董卓错打错着，韩馥本人突然得到高位，就像在路边捡到了一块黄金，珍惜的不得了，所以他把自己冀州牧的位置看的很重，而袁绍又是名望非常，很多人都来归附他，韩馥因为自己是袁氏门下，对于袁绍是有些自卑的，所以他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害怕袁绍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对付自己，所以他派自己麾下的从事时时刻刻监视着袁绍。 当然，韩馥这么做也可能是做给董卓看的，只不过韩馥出于自身的原因把假的做成了真的。 袁绍在离开洛阳后，虽然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但由于韩馥的打压，他连基本的自由都失去了，也就谈不上对抗董卓了。 直到桥瑁发三公书信给各州郡，要求诸侯们起兵讨董，韩馥这时就非常犹豫了，他一方面作为一名士大夫对于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是看不下去的，他也是知道作为正义的一方应该讨伐董卓，但另一方面他放不下对于袁绍的警惕，反抗董卓就等于帮助支持袁绍。 为了做出选择，韩馥召集部属商议，对众人问到：“如今应当助袁氏呢，还是助董氏呢？” 结果他麾下治中从事刘子惠回了他一句：“兴兵是为国家，如何说什么袁氏、董氏！” 韩馥无话可说，迫于形势终于决定对抗董卓，于是他写信给袁绍，表示对其的支持，也不在阻拦袁绍，袁绍这才得以自由，可以组织反董行动，但韩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历史上由于袁绍在十常侍之乱和反对董卓废立时积累了巨大的声望，所以众人推举袁绍为反董盟主，于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反董联军正式成立。 一开始联军准备打出迎弘农王复位名义讨伐董卓，但可惜的是董卓先下手派李儒向刘辩进献毒酒把刘辩毒死了。 初平元年正月十二癸丑日（190年3月6日），郎中令李儒进献毒酒给弘农王，对刘辩说道：“服此药，可以辟恶。”刘辩又不傻，但面对董卓势力的强势，只能挣扎的说到：“我没有病，这是想杀我罢了！” 由于刘辩不肯喝，李儒就强迫他喝，刘辩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随从宫人饮宴而别。饮酒过程中，弘农王悲歌道：“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 乃令唐姬起舞，唐姬举袖而歌。歌毕，弘农王对唐姬说：“爱卿是本王的妃子，势将不复为吏民之妻。自己保重，从此长辞！”遂喝毒酒而死，时年十五岁。 但后来董卓出于对袁绍、袁术起兵反抗他的忌恨，干脆把在他势力范围内袁氏一族斩尽杀绝，袁绍、袁术的叔叔太傅袁隗、兄弟太仆袁基，以及袁氏五十余口无一幸免。 因此袁绍、袁术两兄弟也和董卓借下了血海深仇，新仇加旧恨，国仇加家恨，可以说是不死不休，后来各地起兵豪杰反董无不打着为袁氏报仇的旗号。 反董联军成立以后，袁绍成为盟主，对于参与的诸侯都假授官号，袁绍则自封车骑将军，在汉朝，车骑将军属于高级将军，仅次于大将军及骠骑将军，在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之上，原是战车部队的统帅。 后来各路诸侯形成了三路主力大军，分别是在河内屯兵的袁绍和王匡；在酸枣会盟的张邈、刘岱、桥瑁、袁遗与鲍信，曹cao属于张邈麾下；袁术屯兵于鲁阳，孙坚则从长沙赶往与袁术会合。 其余人孔伷屯兵颍川，韩馥则留在邺城，给与联军军粮，主要是支持酸枣联军和袁绍的河内军，而后来孙坚的部队粮草基本由袁术补给。 由于联军势大，董卓的女婿牛辅又新败给了白波军，董卓面临了两面作战的困局，于他是决定强行迁都，把都城迁往长安，自己则坐镇其中，亲自指挥大军对抗联军，并且把袁绍率领的河内军作为了主要目标。 历史上曹cao在董卓迁都后决定乘机进军讨伐董卓，但却在荥阳汴水惨败给了董卓麾下中郎将徐荣，后来曹cao因为军事失败，失去了在酸枣联军中的话语权，就连张邈也不再支持他，曹cao不得已离开，在扬州一带募得少量兵力后投靠了袁绍。 而在河内方面，袁绍和王匡出兵屯于河阳津，准备以此为基地进攻董卓，但董卓先下手为强，他先派出疑兵吸引河内军的注意，却另派大军绕道偷袭，把王匡军打了一个全军覆灭。 袁绍的河内军因此损失惨重，他不得已把王匡派出去重新募兵，尽管后来还有张杨、匈奴单于於夫罗、曹cao等人前来汇合，但袁绍已经无力短时间内再一次发动对董卓的进攻。 可惜坏消息还没有结束，很快袁术的头号大将孙坚也惨败给了徐荣，而且由于酸枣的诸侯们畏惧董卓止步不前，韩馥也担心袁绍危及自己，便一步一步减少了对河内、酸枣联军的粮食输送，虽然袁绍咬牙坚持了下来，但酸枣联军兵粮用尽后诸侯们已经化作鸟兽散。 董卓乘机派出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瓖来晓谕劝解袁绍等各路军队。 袁绍、袁术两兄弟虽然处境艰难，但都没有向董卓屈服，袁绍指示王匡杀了胡母班、王瓖、吴循等人，袁术也杀了阴循，只有韩融因为德高望重免于一死。 袁绍虽然杀的解气，但这并不能改变眼前的艰难局面，此时袁绍率领的河内军已经处于了内忧外困、非常危险的境地。 袁绍必须找到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