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惨烈的安第斯山难
一，苏醒 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恐惧、悲哀、思想或记忆，只有黑暗和绝对的宁静。接着阳光出现，淡薄的光线把我惊醒，我像刚刚俘上水面的潜水员，意识开始慢慢恢复；我听到声音，周围开始有了响动，但只能看到黑黑的轮廓。然后，恍惚中，觉得有个阴影在我眼前漂浮。“纳多，你能听见我吗？你还好吗？” 我呆呆地集中视线，阴影聚焦成了一张面孔。黑的头发，深棕色的眼睛流露着仁慈，这个人认识我。 “嘿，纳多，醒醒！” 为什么这么冷，为什么头疼的这么厉害？我想问话，却说不出一个单词。我小心翼翼的抬起手，摸了摸头。头发上有崎岖不平的东西，凝结的些块？破裂的头骨？轻轻的一按我感觉像摸到了海绵。我的胃一阵痉挛，意识到，我正把破碎的头盖骨挤向我的大脑。 “他醒了吗？他听的到吗？” “说点什么，纳多！” “不要放弃，纳多。我们在跟你在一起。醒醒！” 我竭尽全力只能发出像蚊子一样的声音。接着有人凑到我的耳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 “纳多，我们坠机了。飞机坠毁了。我们掉到了山上。” “你明白吗，纳多？” 整整两天，我一直在昏迷之中，醒来却面对一个噩梦。1972年10月13日，星期五，我们乘坐的飞机撞到了安第斯山的某条山脊，坠毁在一座荒芜的冰川上。这架Fairchild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是我们的橄榄球队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老基督徒队租借的，我们本打算去智利圣地亚哥参加一场表演赛。飞机上一共45人。包括机组人员，球队支持者，橄榄球队全部球员，我们中大多数人还是教会学校的孩子时就开始一起踢球。现在只有28人幸存。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玛格里和阿巴尔都死了。更糟糕的是，我的母亲尤金尼亚和我19岁的meimei苏西也在飞机上；现在我的头摔破了，得知我的母亲未能活下来，苏西也奄奄一息，我们一群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迷失荒野，饥饿，重伤，天寒地动。我确信，自己必死无疑。 回想起来，我不知道那一连串的打击为什么没有摧毁我。悲哀，惊慌突然拽住了我的心脏，我担心自己要发疯了，如此清醒，冷静，好象是飘进我耳朵的声音。他告诉我，不要哭。眼泪浪费眼份。你要生存下去，你需要盐。 二，死亡： 如此的冷静，还有那个冷静得无情的声音让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不要为母亲的死哭泣？我被捆在雪山上；我的meimei正在死去；我的头盖骨摔破了！我不应该哭？ 在最初的几天，我几乎寸步不离的呆在meimei身边，搓他冰冻的手脚，跟他说话，把融化的冰水滴到她的嘴唇上。我不知道，她是否清醒，知道我陪在她的身边。 “别担心，”我常对她说，“他们会找到我们的，会把我们带回家。” 这时，我多么需要我父亲的力量。塞勒。帕拉度是一个实际的人，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五金连锁店，使一家人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我曾经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他不会容忍虚假的希望。坠机事故中幸村？在雪山上？冬季？不可能。我似乎清楚的看到他躺在蒙得维的亚的家里的床上，被难以想象的巨大伤痛击倒了，我为他心碎。 “我还活着，”我轻轻的对他说“还活着。” 第8天下午，我躺在苏西身边，让她的头枕在我的手臂上，突然感到变化；忧虑从她脸上消失。她的身体不再紧张。紧接着她的呼吸停止了，身体凝固。 “苏西？”我苦喊着，“哦，上帝，苏西，求你，不！“ 我跪下来，开始给她做口对口呼吸。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已经不顾一切了。最后，我筋疲力尽，跌坐在地上，其他人也尝试给她做人工呼吸，可是没有用——她走了。我整晚抱着她。早上，我八她埋葬了，埋在我母亲身边的雪里。 我从未感觉到如此孤寂。我22岁，母亲死了，meimei也死了，最好的朋友也死了。剩下的几乎全是21岁的大男孩。看着冷漠的雪山，我再次觉得必死无疑。可是，我又想到了我的父亲。看着远处崎岖陡峭的山脊，觉得父亲的爱好象一条生命线牵动着我。我会回家的，我向他起誓。我保证，我不会死在这里！ 三。绝境 最初的撞击撞掉了机翼和机尾，机身掉在一座陡峭的冰川的东坡。只有朝着东方才能看到远处。北面南面，西面都被耸立的山峰挡住了视线，我们就好象钓进了一个巨大的古罗马斗兽场，只知道是在安第斯山上————后来我们知道，坠落的地点位于海拔3600米，我们必须努力扬头才能看到峰顶。 我们希望知道确切位置，可是，唯一的线索是副驾驶临死前留下的一句话：”我们飞过了Curico."Curico位于圣地亚哥以南160公里——这意味着，我们靠近安第斯山西麓的丘陵地带。我们推测，位于西面的巨大山脊是安第斯向智利草原过渡的最后高峰。“西边就是智利。”这句话成了支撑我的咒语。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设法活下去.假如没有球队队长马塞罗.佩雷兹,我们恐怕连一个晚上也撑不下去.妈塞罗打边锋的位置－－－－－－－－－－－速度快,勇敢,是能够托付性命的领导者.坠机后,幸存者还沉浸在震惊和迷惘中,马塞罗已经把未受伤者组织成搜救队,去帮助那些仍旧困在座位上,飞机残骸里的伤者.罗伯托.坎内萨和古斯塔夫正好就读于医学院.他们尽力照顾伤者.一条1.8米长的钢管插进了球员恩里克.普拉特罗的腹部.当古斯塔夫拉出钢管时,几英尺内脏也拉了出来,坚强的恩里克一转身就立刻开始帮助他人. 夜幕降临,马塞罗的临时墙壁使我们没被冻僵.但是度过寒冷的夜晚仍然比较艰难.我们有打火机,很容易点火,但却没有可以燃烧的材料.把随身携带的7500美圆全部烧掉了,找到一些碎木片,足够燃两三堆小火.但是短暂的温暖过后,觉得更冷了.夜晚温度降到零下30华氏.我们挤靠在一起.我尽量把头凑近躺在身边的人的脸,只是为了感受他呼出的一点热气. 多数时候,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小组,紧紧抓住一个希望－－－－－－救援者会找到我们.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去. 四，饥饿： 第一周结束时,仍然没有盼来救援者的影子.我们开始解决最紧迫的问题.罗伯托用飞机座椅的尼龙套子为重伤者做成临时吊床和毯子.喝水不成问题,到处都是雪,但是我们开始饿的头晕眼花.马塞罗已经搜出行李箱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只有几条巧克力,一些零食,一些葡萄酒.第二天,他开始定量分配食物.每一餐不过是一块巧克力或一勺果酱,用一口葡萄酒冲下肚,完全不能解决饥饿问题,只是这种进餐方式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力量. 一天早上,我站在机身外,看着手掌上一粒裹着巧克力的花生.这将是最后一点儿食物,我绝望的决定要慢慢享用.我把巧克力舔光,把剩下的花生装进了口袋.第二天,我把花生米分开,将一半塞进嘴里,盛下的一半装回口袋.我把花生含在嘴里,几个小时才肯咬一小口.第三天,剩下的半个花生也以同样的方式吃掉了.现在是真的弹尽粮绝了. 我们疯狂的寻找食物.驱使我们的并非普通的食欲。当大脑意识到身体细胞开始自我燃烧换取能量，它释放出大量肾上腺素，我们象逃避猛兽的猎物一样逃避饥饿。我们把飞机残骸搜索了一遍又一遍，试图撕下皮箱的皮革来吃，虽然明知道它们经过了化学处理。有害无益。我们撕开坐垫，希望在里面找到稻草、麦杆，却只发现了一些塑料泡沫，我的脑袋里充满了疯狂的想法，也许某块石头下藏着一只虫子，也许某个地方生长着一棵植物？我们仔细的检查了所有死者的口袋了吗？有时，在漫长的沉默后，我突然大叫：“这个该死的地方，什么吃的也没有！” 有一些界限，人需要长时间才能跨越。当然，这座上上有食物，有rou，大量的rou，近在咫尺，就埋在机身外，薄薄的一层冰雪下面埋着死着的尸体。让我困惑的是，虽然饥饿的令人发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忽略了几百英里唯一可以吃的东西。但是，当思想最终跨越那条界限，那种原始的冲动让我深感震动。 那是一个黄昏的下午，我们躺在机舱内，准备度过酣夜。我的目光落到躺在身边的一个年轻人的正在愈合的伤腿上，伤口中央的rou湿润，鲜嫩，边缘凝结的血结成了疤。我无法把眼睛移开。我闻到空气中血的味道，觉得胃口大开。我抬头，看到其他球员，他们也在注视着那条伤疤。羞耻感让我们挪开了目光。但是，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抵赖：当我们看到rou，本能的将他当作食物，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恐惧，但是，那扇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最后，一天晚上，我向卡利拖斯.泼耶兹——球队支持者和我信任的朋友——坦白。 “卡利拖斯，”我轻声说，“你醒着吗？“ ”是，”他咕哝着。“这么冷谁睡的着？” “你饿吗？” “你以为呢？”他有点恼火。 “我们会饿死在这里。”我说，“我觉得营救者无法即使找到我们。” “别胡说。” “我知道，你也知道，”我坚持，“我们不会死在这里。我要回家。” “可是，你能干什么？”他说，“这里没有食物。” “有食物，”我回答，“你明白我的意思。” 卡利拖斯开始辗转反侧。 “他*的，纳多，”他低声。 “这里有大量食物，”我说，“我们的朋友再不需要他们的身体，” 卡利拖斯沉默了好长一阵子，然后说：“上帝保佑我们，我一直在想同样的事情”。 五，吃人： 接下来几天，卡利拖斯把我们的对话告诉了其他一些人。一些实际的人，包括医学院学生古斯塔夫，相信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很快，我们把所有人召集到机舱内。“我们都很饿,"罗伯特简单说，“我们身体在自我消耗。除非尽快补充蛋白质，我们都会死，这里唯一的蛋白食物就是我们朋友的尸体。” 一阵漫长的沉默。最后，有人开口：“你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吃死人吗？” “我们不知道还要被困在这里多久。”罗伯特简单说，“如果再不吃东西，我们会死，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想再次见到自己的家人。你必须这么做。” “但是，我们的灵魂怎么办？”有人哭了，“上帝会原谅这样的事情吗？” “如果你不吃，你就是选择死亡，”罗伯特回答。“上帝会原谅自杀吗？” 讨论持续了一个下午。许多人拒绝考虑吃人rou，但是没有人试图劝阻其他的人这么干。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达成共识。接下来必须解决更可怕的问题。“这究竟该怎么做？”有人问，“谁勇敢到能够切下朋友的rou？”机舱已经被夜幕笼罩。长久的沉默后，我分辨出罗伯特的声音。 “我来做，”他说。 古斯塔夫站起来，冷静的说：“我会帮忙。” 一位前球队队员非托也站起来，“我也会帮忙。” 有几分钟，谁也没有动，然后我们全部走向前，握住旁边人的手，发誓，如果我们中间任何人死去，别人有权以他的身体为食。罗伯特找到一些玻璃碎片，领着他的助手走向墓地，我听到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小声说话。他们回来时，我们每人手上都拿着一小块rou。 古斯塔夫递给我一块。那rou呈灰白色，象木头一样硬，非常的冷。我告诉自己，这已经不属于人的一部分。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但是，我还是很迟疑。我避免接触其他人的目光，但是还是从眼角看到有的人象我一样拿着rou，鼓足勇气要吃。其他的人正面无表情的咀嚼着。 最后，我把rou放在嘴里。他完全没有味道。我嚼了一两口就强迫自己咽下去，我不觉得有罪恶感，但是感到一种强烈的憎恨，憎恨命运强迫我们在面前的恐惧和死亡的恐惧之间选择。 六，无援： 第二天早上，雪山上的第十一天，我站在机舱外,看着罗伊.哈利－－－－－－－－－一名身材瘦长的中锋,我们之中一个接近电子专家的人物－－－－－－－正在摆弄一个被摔扁了的晶体管收音机.飞机的无线电的电池和机尾一起摔掉了.但是,通过这台收音机,我们勉强可以收到一些外界信息.那天早上,信号象往常一样时断时续.罗伊正打算关机.突然,通过杂音,我们听到播音员说,经过10天徒劳的搜寻后,智利政府决定放弃,不再继续寻找10月13日在安第斯山消失的乌拉圭包机. 一阵沉默后罗伊开始抽泣. "什么"马塞罗大叫,"他说什么" 罗伊喊道:"他们取消了营救!他们抛弃了我们!"妈塞罗怒视罗伊,好象他在说假话.然后,他突然跪倒,发出痛苦的怒吼. 虽然,我内心深处,我一直知道,救援者永远找不到我们,但还是抓着这一线希望.现在,要生存,必须要靠我们自己,群山的沉默似乎在嘲笑我,但我知道,或早或晚,我不得不自己爬出去. 日子一天天,我最担忧的是,身体似乎变的越来越弱,再也无法离开.尸体将被我们吃光,剩下的只有大眼瞪小眼,看谁第一个死去,成为食物.这样的想法让我迫切离开,走出雪山的机会很小,但反正注定是死,有什么区别.但本能第一个死去,成为食物,我不能一个人出发,于是开始研究周围的人,设想在这群饥饿年轻人中,谁是理想的伴侣. 马塞罗崩溃了,我第一个想到是罗伯托,－－－－－－－聪明,坚强,倔强,自信,他不在乎别人的废话.如果说,谁能以倔强挑战冷酷的安第斯山,那就是他. "我们必须这么做,罗伯托,你和我,"我说,"我们走出去的机会比这里的任何人都大." "你疯了,纳多,"他粗暴的回答,"看看这些山,你知道他们有多高吗" 我盯着其中最高的山峰说:"或许是PANDEAZUCAR(乌拉圭最高峰)的2,3倍." 罗伯托嘲笑说,"不要傻了!PANDEAZUCAR上根本没有雪!他只有450米.这些山要高10倍,至少!"他打量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然后指着机舱说:"进去吧.我快冻死了." 七，雪崩：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稍微觉得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自从坠机第8天后,也就是我meimei死后,再没有死一个人.出与对我的尊重,其他人许诺不会碰我的母亲和苏西的尸体.即使如此,如果分配合理,剩下的rou还可以再吃几个礼拜。 10月29日晚，大家安然入睡。 我睡了大概1个半小时，突然醒来，觉得有一大块东西压在胸口上，难以呼吸，脸上又冷又湿。困惑片刻后，我突然意识到：雪崩了！大雪压住了飞机。我的身体似乎被水泥包裹，勉强能呼吸。可是雪立刻钻进我的嘴巴鼻孔，我快要窒息了，奇怪的是，思想却清晰起来，我告诉自己，死的时候到了，现在我要看看那一边的风景。 这时，一只手把雪从我的脸上拨开，我又被拖回这个世界，吐出嘴里的雪，拼命呼吸新鲜空气。 我听到了卡利托斯的声音，“是谁？” “我，纳多。” 他离开了！我又听到听到上面传了混乱的声音，喊叫，哭泣。 ”把脸挖出来！“有人大喊，”叫他们能呼吸！“ ”这里，帮帮我！” “有人看到马塞罗了吗？” “我们找到多少人？多少人不见了？” “快数数！” 片刻后，他们把我挖了出来。有人点着打火机。借着微光，我看到我的一些朋友一动不动，其他人象僵尸一样呆板。 我们损失惨重。马塞罗死了。还有恩里克和其他6个人。机身完全被雪覆盖。上面还有多厚的雪？两米？10米？我们被活埋了？ 我们用一条铝杆通了几个孔用来呼吸，原来上面只压了几尺厚的雪，但我们用了几个小时才从塞满雪的飞机里挖出一条通道。却发现外面风雪咆哮。被天气所困，我们无法睡觉，无法取暖，无法烘干衣服，机身内的雪如此的厚，我们根本无法在里面站立。我们耷拉着脑袋坐着。无法靠近外面的尸体，没有食物，大家速变得虚弱。 八名雪崩死者的尸体就在旁边，但我们却迟迟不肯下刀切rou。迄今为止，只有3、4个人负责从墓地割rou回来，其他人并不知道吃的是谁的尸体。谁能咽得下亲眼看着从新鲜尸体上切下的rou？ 大家一致沉默，宁可挨饿。可是，到了10月31日，暴风雪的第三天，我们再也撑不下去。有人找到一片碎玻璃，扒拉下覆盖在一具尸体上的雪，开始切rou。看着他切割一位彭友，听着玻璃划过肌rou皮肤的声音，这种恐怖无以复加。当一块rou被递到我手上，顿时感到恶心，它还没有结冻，而是柔软、油腻的，带着血和软骨。放进嘴里，我不断干呕。一种堕落的罪恶感在腐蚀我的心脏。 八，启程： 我们花了8天时间才干净机舱内的雪。现在，所有人都确信，唯一的机会是走出去。三次失败的尝试使大家确信，翻越山峰，到西边去是不可能的。于是，11月中旬，我们决定向东走，很快就发现，山谷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绕向西边。但是，出发后不久，我们发现了丢失的机尾部分，里面装满了巧克力、发霉的三明治，最重要的是，还有飞机电池。我们相信它能让无线电重新工作，向外界求救。一周之后，无线电依然毫无生气。与此同时，我们又失去了两个人，球队的外侧前卫阿托罗死于腿部伤口感染，球队支持者拉菲尔腿部长了坏疽，遭了几个星期的罪，也死了。我们中最强壮的人也开始变得虚弱。许多人眼神中流露出放弃。我自己大概一样。 更可怕的是，食物越来越少。我们敲开头骨，取出大脑，吃掉以前无法想像的部分——肺、骨髓、手、脚。在普通人看来，我们的行为或许不可理解，但是求生的本能实在太强大，当死亡临近，人可以习惯任何东西。 12月的第一个星期，气候开始好转。我们准备最后向西攀登。菲托和他的堂兄切下rou，储藏在雪里。其他人把从机身找到的绝缘布缝成睡袋。罗伯托几经犹豫后，终于同意和我同行，还有綽号丁丁的前锋安东尼奥。接连几天，我们不停地做准备：把尼龙坐垫罩子做成毯子，用坐垫做成靴子，一个可以用来融化雪的瓶子。罗伯托把几条裤子的裤腿大结，穿上尼龙带，做成了背包。 丁丁和我迫不及待想出发，但罗伯托似乎总是不断找借口推迟行程－－－－他的睡袋需要缝得更牢,他需要恢复体力等等.12月11日,球队的一个老朋友拉玛.图卡蒂因为腿部感染而死去.残酷的现实敲碎了罗伯托的顽固. 12月12日早上,我们坠落在安第斯山上的第61天,我悄悄醒来.头天晚上我已经穿好了全部行头:贴身穿着棉布汗衫和一条女士的裤子,然后套了三条牛仔裤,三件毛衣,穿了四双袜子,外面套上塑料袋保持干燥,再穿上橄榄球鞋.最后,我拿起一条铝杆作拐杖,还带了一支口红,保护皲裂起泡的嘴唇,又用布把手包了几层,戴上一顶羊毛帽. 九，打击： 我们一言不发,顺着冰川往较低的一座山峰爬去.大家都清楚面对的危险:我们的身体虚弱不堪,没有任何登山技巧.开始雪地很硬比较好走,后来雪开始融化,我们不得不一路趟水.我的鞋子很快浸湿了,觉的像拖着一块铁板在走. 中午,我们抵达让人头晕的高度,可是在攀登了5.6个小时后,眼前的山峰似乎还是那么远.我身体渴望放弃,但是本能却在推动着我前进,一步步机械地迈步.没什么可在乎的.我是一台爬山的火车头,很快把丁丁和罗伯托远远甩在后面.他们大叫着让我停下,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等他们.吃了一些rou和融化的雪水后,我们都明白麻烦大了. "你依然认为,在天黑前可以爬上去吗"罗伯托问. 我耸耸肩:"我们该找个露营的地方,如果找不到避风的地方,天亮前会冻死的." 罗伯托站起来,背上背包,咕哝着:"我们干了什么,该遭这样的罪" 我们接着往上爬. 已经是下午近傍晚了.气温开始下降.到黄昏,我开始惊慌,爬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希望看得远一些.一块炮弹大小的岩石松动,滚落下去. "小心!小心下面!"我朝下看,只差几英寸,岩石就会砸到罗伯托脑袋上."你这个狗娘养的!你这个狗娘养的!"他大喊."你大算杀了我吗看你在干什么!"然后,他的肩膀开始颤抖.听到他的抽泣,我像被绝望刺中要害.接着,愤怒突然涌上来. "去他**!去他**!"我咕哝说,"我受够了!我受够了!" 最后,我们在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下面找到一块空地,铺开用铜线粗糙缝成的睡袋. "你撒尿了吗"罗伯托说,"我们不能整晚爬近爬擦出." 老罗伯托又回来了,我如释重负. "我撒了,"我回答,"你呢我可不想你撒在睡袋里." 罗伯托生气了:"只有你才会那样干,小心你的大脚." 我试图睡得更舒服一些,可是寒冷和恐惧让我无法放松. "罗伯托,"我说,"你是学医的,疲劳致死是怎么死法痛吗还是就那样不省人事" "怎么死有区别吗"他说,"反正是死." 十，峭壁： 夜晚气温降得如此之低,用来融化雪的瓶子破裂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把冻得硬邦邦的鞋放到阳光下解冻,接着继续攀登.阳光刺眼,多好的天气. 每90米,就有一段接近垂直的峭壁.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一脚踩空就会摔死.脑袋里重复着一个单调的声音:左脚放那里,现在伸手去够那个裂缝.那块石头牢靠吗好,抓稳,相信自己的平衡.小心冰! 我从未如此专注,如此警觉.在那些生死一线的时刻,痛苦反而消失了.我将行走到生命离开身体,倒下;我死去时离家又近了一步.我的生命变成了单纯流动的液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推动我们继续前进.但是,一整天,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伪巅峰,却发现眼前还是直耸入云的山峰.日落前,我们早早地歇下了.第二天早上,丁丁和我决定继续攀登,而罗伯托留下看包裹. 几小时后,我们碰上一段几百英尺高的悬崖,几乎是绝对的垂直,但上面覆盖了厚厚的的冻得很硬的雪. "这怎么爬得上去"丁丁问. 我研究了一下悬崖壁.我的脑袋变的愚钝.但很快想起了绑在背上的铝拐杖. "我们需要台阶."我说,一边用拐杖在雪上凿出台阶.然后像爬梯子一样爬上去.我们继续前进,挖凿,攀登,又挖凿. 几个小时过去,接近中午时,我们看到山脊线上的蓝天.在经过那么多假巅峰后,我不敢抱太大希望.但这此,我发现自己站在空旷的山顶上. 我不记得那时候是否感到狂喜,如果有,也是短暂的.放眼四周,每个方向,都是一览无尽的山脉.每座都和我们曾经爬过的一样陡峭.我立刻明白,包机的副驾驶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们没有飞过CURICO.我们根本没有接近安第斯山的西麓.我们的飞机掉在了山脉的中央. 十一，醒悟： 那一时刻，我所有的希望、梦想、猜测统统蒸发。我一直以为生命是自然的历程，死亡只是生命的尽头。现在，在这个没有生机的地方，我惊恐而清楚地意识到，死亡是没有无尽的，生命才是短暂而脆弱的梦。我突然热烈地想念母亲、meimei和父亲。我相信，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是，在绝望中，对父亲的记忆仍然让我沉浸在幸福中。我猛然醒悟，即使是这些望不到尽头的山峰也无法毁灭我的爱。在那一时刻，我发现个简单惊人的秘密：死亡有一个对手，但是它不是简单地活着，也不是勇气和信念，死亡的对手是爱。我竟然一直忽视这真谛？我的恐惧消失，我决不让死亡控制我，我要满怀着爱走过那些该死的土地。我将走到生命离开身体，倒下，我死去时离家又近了一步。 很快，我听到下面传来的声音。 “你看见绿色了吗，纳多？” 我喊回去，“告诉罗伯托上来，让他自己看。” 罗伯托用了三个小时爬上来。他张望四周，摇着头。“我们完了。”“向下看，”我说，那里有个山谷，没有看到吗？” “那肯定有50英里。”罗伯托说，“我们怎么能办得到？” “智利就在那儿，”我说，“只是比我们想的要远。” 看上去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制定了一个计划。丁丁将返回坠机地点，把rou留给我们，罗伯托和我继续前进。那天傍晚，安第斯山的落日尤其壮观。 太阳把群山染成金色，天空绣着红色和紫色的云。 “罗伯托，假如我们不是将死的人，这景色会有多美！”他握着我的手。 早晨，我们站在山巅。“我们可能走向死亡，”我说，“我宁可走向死亡，也不愿坐以待毙。” 罗伯托点头：“你和我是朋友，纳多，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现在我们死在一起。”我们朝西行，开始下山。。。 1972年12月20日，在跋涉9天后，纳多。帕拉度和罗伯托。坎内萨在智利境内的LO**AITENES碰到了一个牧羊人的营地。两天后，帕拉度领着直升飞机找到了14名幸存者。 1972年，一支乌拉圭橄榄球队乘坐的飞机在大雪封锁的安第斯山脉坠落，饥寒交迫的事故幸存者只能以队友的身体为食，飞机坠毁两个月后幸存者们才获救，那两个月里，在雪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30多年后，当年翻越雪山找到营救人员的英雄纳多.帕拉度（Nado.Parrado）把那段可怕的经历写成自传。 背后的真实故事： 为“省水”不敢哭泣 据南多称，坠机事故发生时，他只有22岁，坠毁飞机上的乘客还包括他母亲和meimei。当飞机坠毁后，他的头部遭重创，在雪地上昏迷3天才苏醒过来，“当我醒来时，感到头痛欲裂，仿佛有人用钻子钻我的脑袋。我睁开眼睛，看到一些人围在我身边，他们的嘴巴在动，说：‘南多，飞机坠毁了，飞机坠毁了。’我抬头就看到了飞机残骸，‘我想知道我的朋友潘奇塔和母亲、meimei在哪里。’他们说：‘你母亲死了，你meimei受重伤，躺在飞机前部。潘奇塔死了，亚历克斯也死了……’当时我脑中想：‘他们都死了，我的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哭，但本能立即告诉我不能哭，我不能失去任何水分。在刹那间，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南多的meimei苏西两天后在他怀中死去。在夜晚，飞机残骸外面的温度低至零下30℃，飞机里面的温度也要零下25℃。南多说：“我们将飞机坐垫撕下来，裹在身上。我们脸对脸睡觉，这样我们呼出的热气就可以喷到对方脸上。我们每个晚上都祈祷明天会有太阳。” 飞行员第一个被吃 口渴是比饥饿更迫切的问题，坠机现场没有任何饮用水，也没有任何热量来源可以将冰雪融化。南多说：“我们开始吃雪吃冰，结果我们的嘴唇全都破裂流血了。” 一开始他们认为自己会在坚持数天后获救，可第10天，他们从收音机中获悉，救援队已经放弃了搜救行动，他们彻底绝望了。为了生存，幸存者决定以遇难者的rou果腹。南多说：“坐在这儿讲这事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那种处境下问题却非常简单，你必须解决饥饿问题。我只花了30秒钟就让自己承认，为了活命，我们必须那样做。” 南多称，是他建议先吃飞行员的尸体的，因为其他大多数遇难者都是熟人。南多说：“一开始吃飞行员的尸体，会让我们感觉更好受些，因为我们不认识他。” 恐怖协议——“我死了，你可以吃我” 吃人rou的决定直到一周后才开始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飞机坠毁后，惊恐、沮丧和寒冷麻木了生还者的食欲，直到一周后他们才感觉到饥饿。一开始，他们试图啃吃行李箱上的牛皮或飞机坐垫下的稻草果腹，就在所有可吃的东西都吞下肚时，南多看到附近一个小男孩身上的伤口，他立即意识到，如果想活命，他们接下来只能吃人rou。 幸存者们当年立下了一个“恐怖协议”。南多说：“人类社会的规则不再属于我们，雪山中的规则由大自然决定，我们为了生存必须适应这一规则。一开始我们有29个人生还，我们将手搁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圆圈，然后我们立下了一个协议。我们看着彼此的眼睛说：‘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 带“人rou干粮”出雪山 尽管有29人从坠毁中幸存下来，但许多幸存者都相继在饥寒交迫和严重的伤势中死去，其中8人死于一场雪崩，最后只剩下16名生还者。在雪山中靠吃死者的rou度过了两个月后，南多终于说服队友罗伯托·坎尼萨和他一起进行一场“自杀式”任务——走出雪山寻求帮助。两人携带了足够的“人rou干粮”后，就开始徒步往智利边境进发。他们跋涉10天，足足走了100公里，最后终于来到了一个牧羊人小屋，那个牧羊人替他们报了警。南多陪着智利军方救援队乘直升机重返客机坠毁地点，救回了其他生还者。 11次重返飞机坠毁地点 脱险后，南多没有接受任何心理咨询，也没有做过任何噩梦。如今，他和结婚27年的妻子维罗尼克育有两名十几岁的女儿。南多后来一共11次重回过安第斯山脉上的坠机地点，向母亲、meimei和朋友的坟墓上献上鲜花。每年12月22日，空难生还者们都要聚会一次。 据南多称，是他88岁的父亲促使他写下了《安第斯奇迹》一书，南多说：“人们问我为何要等34年才将我的亲身经历讲述出来，我也不知道原因，但我想为自己的父亲写点东西。当我父亲读了我的书后，对我说‘谢谢你’，然后他就拥抱了我，那正是我想要的。”在安第斯山脉绝境中，能够再次被父亲拥抱，曾经是他所有的梦想。 逃出安第斯山后，幸存者们无一例外地立刻沉默不语。敏感的记者从他们低垂的脑袋、回避的目光及躲闪的只言片语里，觉察出其中必定有难言的隐情，很快他们从处理失事现场的有关人员那里探明真相：这16名年轻人在安第斯雪山上生活71天的主要食物，竟是死去同伴的尸体。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立刻引起轰动。有几家报纸甚至登出了雪山上残缺尸体的照片。顷刻间，在许多人眼里，他们不再是创造奇迹的英雄，而是生吞人rou的“食人生番”。 为此，幸存者的发言人潘乔·德尔加多在记者招待会上竭力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解释：“这一痛苦而又可悲的决定，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尊敬我们死去的朋友们，然而我们也同样尊敬我们的父母，他们给了我们生命，而我们朋友们则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不久，16名年轻人回到家乡。那是一座名叫卡拉斯戈的村镇，离蒙德维的亚省省会约20公里。“老克利斯琴”队的大多数队员都是在这里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如今回到这里，仅剩16人了。这些患难与共的幸存者们，很自然地结成了一个团体，名为“安第斯山部落”。山上发生的事是这个部落的核心机密，他们相约绝不向外透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幸存者们走在街上都低着头，生怕撞见遭受丧子之痛的母亲们。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名叫波比·弗朗西斯的小伙子，前往他那死去的好朋友家，企图向他的父母解释山上发生的事。他告诉他们，自己在这次空难中可谓九死一生。空难发生时，他坐在机舱后部，幸免于难。在绝望中，他走到燃料箱旁抽烟，险些把汽油箱引爆。幸亏一个难友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来把他拉到一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虽然身陷绝境，但只要有可能，是会毫不犹豫地去救助另一个处境更险恶的人的。朋友的父母一声不吭地听他讲述着故事。末了，却冷冷地对他说，他们不想再见到他，只有当他死他们才会得到安宁。这种仇恨是无法缓解的，他们的儿子死了，而这些小子却还活着，而且是吃了不知是谁的儿子的血rou才活下来的！在这些不理智的父母眼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原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噩梦般的记忆也逐渐淡忘了。卡拉斯戈镇也趋于平静。 镇上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忘却。直到1991年的一天，小镇上来了个美国人，他想见19年前的幸存者，这才使小镇重掀波澜。 这个美国人叫马歇尔，是伍尔特·迪斯尼电影制片公司的导演。当年的幸存者如今都是40岁的中年人了，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马歇尔的到来，使这些已为人父的中年人又重温了当年安第斯山上的悲剧。马歇尔导演表示要把这出史诗般的悲剧搬上银幕，为这些幸存者“正名”。他说服了“安第斯山部落”的成员和他们的父母，拿到了幸存者的父亲们十几年前与一位英国作家签下的图书出版合同，为取得这本书的改编权铺平了道路。原来，当年在这16名年轻人从雪山回到小镇后，这些做父亲的既为儿子们的行为感到羞愧，又为他们不公正地背负“食人生番”的罪名而愤愤不平，为洗刷儿子们蒙受的耻辱，以正视听，16个父亲的联合起来，与英国作家皮尔斯·保罗·里德签约，于1974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活下去》的书，通过里德的笔，向世人公开了这段充满血泪的悲剧。 “安第斯山部落”中42岁的律师莫乔·隆维亚被选派作为代表，与迪斯尼电影公司进行谈判，签定合同并监督制片。迪尼公司决定仍用原书名作为片名，并保证忠实于“部落”在雪山上的历史。 现年43岁的费尔南多·帕拉多，已经拥有一家电视公司，并且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乌拉圭的代理。由于职业的缘故，他被聘为这部电影的拍摄顾问。《活下去》是在加拿大一座雪山上拍摄的。大部分幸存者应邀去观看了拍摄现场。1992年12月，电影剪辑完毕以后，电影公司特地把样片送到乌拉圭蒙德维的亚，在私人影院里为他们放了专场。93年初，《活下去》在世界各地上映。 在好莱坞的影片首映式上，莫乔律师对他和他的同伴们多年来受到的指责十分不平，他向观众们诉说了他们重返人间后，备尝冷暖的遭遇，并尖锐地指出：“有时我很想对那些硬把我们纳入‘食人生番’的人说：‘我们吃的是死人，而你们吃的却是活人’。”他的这番话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这雷鸣般的掌声，化解了他们郁积多年、饱受煎熬的心病，同时也宣告了这场“安第斯山悲剧”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