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节 徐桐获罪
鞭笪广州商人叶氏一家的谕旨一出，文祥就明白，太后就要拿为皇帝兵船比试而行贿的南书房师傅徐桐开刀了。 为皇帝的体面，到底该不该行贿？能不能行贿？要不要行贿？ 行贿当然不对；皇帝的体面也不能不顾。那么为皇帝的体面而行贿，这行贿是否应该被免罪呢？行贿当然有罪；但从前也有为保全皇帝体面而枉杀无辜的，行贿比起杀人，罪行总要轻些。 “只怪徐桐做事不够缜密，这事情，如今怨得谁来？”说到底，徐桐原是个读死书、死读书之人，不懂得办事情手法要灵活。譬如这件事情，要办只能让某个钱庄掌柜来出头，就是被抓，议罪之时，也只能说他市井之徒，见识有限，大不了办个银两罚没，本人入监。现在呢，就是寻常人家的师傅，大家对师傅的道德也有比常人更高的要求；身为皇帝的师傅而行贿赂之举，到底应该办个什么罪，谁也说不准。 此次的南书房师傅徐桐行贿意大利武官案，仍旧由刑部尚书郑敦谨亲办，因为牵涉到洋人，所以武则天又令郭嵩焘协办。 比试完的当天，意大利大使托纳托雷被从天津押回后，因为对事情交代清楚，加之美国大使出面保释，已经被释放回使馆。 第二天，等天津港的禁令解除后意大利军舰一到港，意大利副使就趾高气扬地到总理事务衙门照会，要求立即释放已经被“无故关押”的意大利船长和水兵八十三人。 恭亲王急忙遣人来问郭嵩焘，托纳托雷被保释前有没有写有关事情经过的文书？郭嵩焘答复说有，并且上面有美国和德国大使的证人签字。 这还好。不过恭亲王凡是办到和洋人的交涉，总是汗毛直竖，皮肤发紧，这时候交代郭嵩焘说，该赶快拟个结果，请太后裁定后尽快把意大利人该关的关，该放的放，不要久拖不决。 郭嵩焘对此深有体会，急忙去和意大利大使会谈，照太后的吩咐，要求意大利按此前天津事件中法国人的伤亡标准支付两名大清水勇的阵亡抚恤金。 “我国不支付什么抚恤金，郭大人，你我亲眼所见，这两名水兵是在撞船的一刻，自己扑上前去的，是自杀！”意大利大使托纳托雷道。 饶是郭嵩焘素有涵养，也不免气得发抖：“说好是友好比试，为什么撞坏我们的龙船？这项损失该不该赔偿？” “那是因为你们皇帝的师傅行贿我们的武官，使我国的胜利，变得这样‘山重水复’。”托纳托雷答道，他任大使前在本国颇负诗名，到大清国就任后请了个教汉语的先生，专讲古诗，记住一两句就随时拿来发挥。 郭嵩焘顿时哑口无言，但这样怎么对太后交代？此时只好先从徐桐行贿的部分查起。 本来想象征性地收点赔偿金，也就见好就收，把意大利人放了，谁知上好的台阶，自己想下，对方却不去踩，只好双方都在高台上耗着。因此，刑部大狱这两天只好继续供应八十几个洋人的伙食，狱卒和大厨们每天忙得团团转，他们从来没有抓到过这样奇怪的犯人，一天到晚挑吃挑住，在监狱里大喊大叫，比来视察牢房的刑部官员还难应付，平常的犯人一顿只吃一碗，他们一顿要吃一盆，还嫌没有rou吃不饱。偏偏总理事务衙门又怕几十个人之中，到出狱的时候有人已经饿死了，不好交代，不断要求刑部改善伙食。 行贿案的脉络很快就被摸清楚，徐桐因受恩师倭仁嘱咐，让家内仆人参与打听参加比试的军舰，并想方设法保证皇帝兵船能赢得比试。初时听伙计说意大利使馆武官正是军舰船长，曾计划往武官的食物中投放泻药，让他当天无法好好比试，但因为伙计只负责买菜，厨房里只有洋人大厨在烹调，把握不大，所以放弃。之后打听得这武官好财，就决定拿银子打点。武官开口索要“大清皇帝的面子钱”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使馆大厨和伙计充当中间人，双方讨价还价，无奈武官有意要挟，商定结果为一百三十万两，先付一半，事成后付一半。 徐桐虽然身为南书房师傅，积蓄却有限，只拿得出现银七万两，只好将府里值钱的书画古玩等，拿到前门大街的“泰来兴”当铺典当变卖，往返几次，也只筹得二万余元。掌柜见他派头举止不俗，却为要在短时间内筹集巨款愁眉不展，几近落泪，所以曲意结交，以便将来能为援引。 徐桐这几次进当铺，见惯了势利白眼，更觉得这掌柜慧眼识人，难能可贵。几番来往之后，更在情急之中，将自己正为兵船比试筹款的用处告诉了他。 掌柜听说眼前的贵人竟然就是南书房师傅徐桐，此时正在为保皇上的体面而奔走，又惊又喜，这可找到一步登天的捷径了！他立即决定帮助徐桐筹资。因为一家商号，到底力有未逮，所以又拉来五六家钱庄酒楼进来，一同筹足了六十五万两，交与了洋人。 只可惜虽然这几家掌柜颇明“国是”，骨子里到底是商人，心疼白花花的银子。自己行了贿，猜得到比试结果，忍不住就到街面上买兵船比试的赌彩。 头一家买了，另一家也觉得这是多少变相收回点成本的好方法，就跟着买。每人都投了八九万两银子，这每注一两的赌注，要买多少注才能赢回来？所以街面上买嬴的人突然大增。 如此，才引起了坐庄的黑庄注意，进而派人打探。因为参与的人多，事情就不能做得缜密，事情很快就泄露了。当然，这后面的事情，因为投书是在入夜之后，一时查不到投书人的身份线索，就不确切了。 虽然情节大部都问清楚了，但是皇帝书房的师傅行贿，对象又是洋人，拟罪的时候无例可循，郑敦谨和郭嵩焘坐在公堂，一筹莫展。 “就拟革职拿问吧。”郑敦谨打破沉默道。出了这种事情，品行上有所欠缺，徐桐当然不可能继续做皇帝的师傅了。其他的呢，两人就不好妄做主张了，因为“投鼠忌器”，怕对皇帝有所妨碍。 本以为已经查得很清楚，郑敦谨和郭嵩焘的奏折却被太后退回，要求重审。这是因为徐桐之前交代的一句话：“受恩师倭仁嘱咐”。皇上和太后要求查明的是：皇帝的大师傅倭仁为何牵涉其中，他到底对徐桐嘱咐了什么？ 因此徐桐被从监牢里提出，重新审问。郑敦谨刚一问，徐桐就意识到自己不小心说漏嘴，要连累恩师，顿时面色苍白。 “倭仁恩师…并没有嘱咐弟子什么…”，他勉力答道。 这个时候要缩回那条已经露出的尾巴，却已经迟了些。难道两位主审之前奏折上的白纸黑字，能自行消失吗？连郭嵩焘自己，也有点心打鼓，因为不知道倭仁要求自己面见意大利大使的事情，不知道会不会也被牵扯出来？ “徐大人，你之前说的每一句话，白纸黑字，都有记录，确实有说到，倭仁大师傅有嘱咐过你…” “我已经不记得了…”徐桐答道。 郭嵩焘望着郑敦谨，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问，难道要对这位皇帝的师傅动用那些粗蠢的刑具么？ 刑部的尚书，只求事实，不讲人情，做主审也不知道有几百次了，经验当然要丰富些，“徐大人，你我同事一场，何必弄到大家不好看？凡事实事求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这怎么好说？难道要说，倭仁恩师让他叫仆人去打探意大利人的动静，然后在郭嵩焘处碰了钉子之后，嘱咐他“无论如何”要让皇帝的兵船赢得比试？ “我已经不记得了…”徐桐喃喃答道。 郑敦谨明白：这就是说，南书房的皇帝的师傅倭仁，确实对徐桐有过什么有妨碍的嘱咐了。谁想到读书人犯起傻来比谁都厉害？竟然行如此不缜密的贿赂？现在皇帝竟然同时有两位师傅要受到牵连了，难道南书房从此只好放假么？ 结果也确实如此，几次不分白天黑夜的轮番过堂，徐桐就供认了一切。两人将重写奏折，将倭仁指使徐桐如何行事的情节加了进去。郭嵩焘只是庆幸倭仁找自己做传声筒的一节总算没有被暴露，巴望这这个案子快快了结。 “这样的师傅不配留在南书房。”东书房里，武则天对皇帝说道。 皇帝只有默不做声。一个人倒霉起来，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兵船输了比试也罢，怎么料得到两位师傅偏偏又出了这种事情？行了贿赂也输了比试，输了比试之后更被抓住行贿的证据，真象人家说的，“没兴一起来”。现在好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前倭仁大师傅还因为同文堂的事情惹得太后不高兴，现在呢？徐桐师傅已经下狱，倭仁大师傅也不知道会怎样，自己要救他们，也难！ 武则天在凤座坐定，吩咐道：“传旨！” 阿鲁特昭妤已经蘸好墨笔在等了，只听得太后一字一句道：“南书房师傅徐桐，目无法纪，自堕身份，勾结外国，行贿洋人，浑无大儒之风范，帝师之尊严，着令立即逐出南书房，革去功名顶戴，家产没收，全家发往新疆边塞效力。” 又道：“南书房大师傅倭仁，身为帝师，阻塞视听，不求进取，前执意干扰同文馆事务，使其险遭夭折；今复指示其弟子南书房师傅徐桐勾结外国，行贿洋人。当面则自表孤高，背后实深陷污浊，其言不可信，其行更不堪，着令立即逐出南书房，永不叙用。念其年老体衰，准其仍暂居京城，如复生事，则将严惩不贷。” 等阿鲁特昭妤写完谕旨，抬头看时，却见皇帝已经面色苍白，欲言无言。想必一时被逐去两个师傅，对他的打击显然很大，想向母后求情，此时在太后的盛怒之中，又不知如何开口。 “皇额娘，儿子就请您念在他们平日辛劳，格外开恩吧。”皇帝终于说道。 “说到他们平日，若深究他们平日如何误你误朝廷，就追加一百倍的惩罚，我也不能甘心。”太后怒气冲冲地答道。 想不到在太后的气头上说情，竟然是这个反效果，那就只有等他日设法，皇帝喏喏无言地告退了。阿鲁特昭妤瞧在眼中，不禁心下悯然。 要将徐桐全家流放的谕旨立即遭到了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反对，因为查遍大清朝的律法例案，虽然贪官受贿或许会掉脑袋，但查办行贿者的却没有几件，更不要说因为行贿而流放全家。 大清朝的沿例是，只要不是反罪，就“罪不及妻孥”，所以他立即呈折具述，要求将对徐桐的刑罚改为革职拿问并一人流放。 武则天让曾昭妤去查例法，例法果然如郑敦谨所说。 武则天觉得难以理解，明明徐桐的家人妻小让他吃饱喝足，将他养得太过闲适，所以本来兵船比试他完全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竟然跑去行贿，怎么还讲什么“罪不及妻孥”呢？没有全家赐死，也没有象从前让王皇后家族改姓“莽”、让萧淑妃家族改姓“枭”那样，命令徐家改姓“畜”或者“酗”，就已经算罚得轻了，只不过全家流放，算什么“量刑过重”？ 何况徐桐心中只有皇帝，而无是非，倘使他这次行贿得逞，朝廷内外都以为大清朝的兵船已经能胜过洋人，因而躺倒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到时果真和洋人开仗，大清朝不是要一败涂地吗？这样险些误国误民的人物，处他个全家流放，也算是轻的了。 所以她当即驳回郑敦谨的奏折，责成他执行之前颁发的谕旨，否则就重审本案，务必问清徐桐试图“欺君罔上”的罪行。 郑敦谨因此吓得噤然失声。要知道，果真问成“欺君罔上”，那就不是全家流放，只怕全家掉脑袋也有。 徐桐一家老小从宣武门出的京城，挤在辆破破旧旧的驴车上，哭哭啼啼地走了。一去五千里，此时是七月底，等到了新疆，已经是明年开春之后了。路上的苦和难能不能捱过，当然又只能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