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端平入洛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灭金的蔡州之战后，蒙古军北返，孟珙也率军南归，献金哀宗的遗骨和众多战利品于朝廷。帝国上下为一洗靖康之耻而欣喜若狂，朝中更是举行了一系列的欢庆活动。

    虽然在宋、蒙联手灭金时，蒙古方面有“（窝阔台）帝许以成功之后，归宋河南地”的承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口头协定，对双方的分界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

    但理宗皇帝显然已将包括帝国的故都东京汴梁在内的“三京”之地（西京是河南府，即洛阳；南京指应天府，即后世的商丘），全看作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从金亡之后，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他接连三次派人到河南境内的北宋八陵“省谒”，就可以看出其迫不及待的心情。

    理宗皇帝的心情其实无可指责，因为这个“河南”，无论是指黄河以南，还是指北宋的京畿路，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河南省，它都本来属于宋帝国。

    可问题在于，无论帝国是否重新拥有“三京”之地，现在都意味着，大宋已与新兴的蒙古帝国正式全面接壤。如果双方过去还算是盟友，而在共同的敌人消失的情况下，彼此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现变化。

    对于这一点，帝国的朝廷中其实并不缺乏清醒的认识。

    当时的监察御史洪咨夔就曾当面向理宗皇帝表示：反对朝廷进行所谓的灭金庆祝。他言道：“虽然金国已经灭亡，可现在大宋也与日渐强盛的蒙古成为邻国，如今朝廷强化边防都恐来不及，又如何能斗志涣散的大肆庆祝？只怕将来的忧患更重啊。”

    但在具体的处理上，朝臣又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帝国的两淮制置使赵范和淮东制置使赵葵两兄弟，支持他们的，是他们的老师、刚刚接替史弥远出任相位的郑清之。他们提出了“踞关守河”的主张，即：趁蒙古军北返，借机收复包括三京在内的中原故土，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

    而反对这个主张的人，是主持灭金之战的、前帝国丞相史弥远的侄子，现任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以及刚得理宗重用的真德秀、枢密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众多朝臣。

    反对者的观点主要有三：

    首先，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原之地，在金、蒙交战中遭到巨大破坏，一旦宋军进入，无法从当地得到补给，而从江南千里迢迢的供应，难以满足大军所需。更何况帝国近年灾害很多，百姓生活凋敝，无法再承受征调，因此，这时候更应该“固内”，以防内部出现问题。

    后来宋、蒙交战期间的帝国名臣、淮西运判杜杲也曾以外臣的身份上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其次，帝国的军队并无能力在漫长的黄河防线上进行防御。

    吴潜就认为：“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韧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

    另外就是，蒙古人很可能以此为借口正式向南宋宣战。

    赵范的部下邱岳也曾向赵范进言：“蒙古人的气势正盛，他们焉能愿意放弃到手的东西？我军前往，他们必会攻回来，双方的战事就此开启。”可赵范开始的时候根本不听。

    从总体来看，反对方的前两个理由肯定是有道理的，拿下河南之地不难，如何守住它才是关键所在。不过第三点就想当然了，因为蒙古军要想南下肯定能找到借口。

    文字的东西到时都可以撕毁，口头上的协议就更没有用。

    但尽管反对者众多，理宗皇帝倾向于前一派观点则是必然的，因为这与他恢复祖宗基业的大志相吻合。就此，在他的主导下，收复“三京”的计划还是很快就实施了。

    端平元年六月中旬，时任帝国庐州知州的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开始进军，他们沿途收复的都是被蒙古人洗劫一空的空城，所见到的是“茂草长林，白骨相望”。

    当他们于七月上旬进入汴梁时，这个曾经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当时世界上第一大的城市，已经变成只有六、七百守军，千余户人家和遍地“荆棘遗骸”的残破之所。

    全子才到汴梁后，襄阳方面史嵩之的粮饷却迟迟没有运到。半个月后，当赵葵率兵五万由泗州也抵达汴梁时，他惊异地发现全子才仍然停留在哪里。一问，是因缺粮无法继续进军。

    赵葵这时候急于收复洛阳，于是就命令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先行，杨谊率一万五千人为接应，西进洛阳，而两军所能携带的，只有五天的口粮。

    徐敏子到了洛阳后才发现，在蒙古人的洗劫下，洛阳竟然也是一座空城。只是到了夜晚，才“有民庶三百馀家登城投降。”

    实际上，宋军进入洛阳的第二天就已断粮。（“徐敏子入洛之明日，军食已竭，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

    这个时候，蒙古大将塔斯（木华黎之孙）已率军南下，发动了对宋军的攻击。

    首先遭殃的是杨谊所部，他们在洛阳城东遭蒙古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杨谊仅仅以身幸免。

    随后，蒙古军在洛阳和徐敏子僵持。

    其实，这个时候宋军并非不能抵挡蒙古兵，无奈没粮，军中都已杀马，最终不得不回师。

    （“八月，蒙古兵至洛阳城下立寨，徐敏子与战，胜负相当。士卒乏粮，因杀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师。”）

    留守开封的赵葵、全子才等人得知洛阳的惨败后，士气低落，再加上史嵩之的粮饷始终没到，粮草不济，也被迫撤军。其后，蒙古军不仅趁机掩杀，还掘了黄河水，宋军损失高达十之八九。

    史称“端平入洛”、理宗皇帝曾寄以厚望的收复“三京”行动就这样惨败收场，而蒙古帝国其后更以此为借口和宋开战，长达五十年的宋、蒙之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客观地说，虽然收复三京的计划失败了，但它在战略上并非不可取。因为只要趁蒙古灭金后北撤的机会，能加大帝国领土的防御纵深，为帝国强化从秦岭到淮河一线的防御争取时间，延缓蒙古南下的步伐，这个行动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如果从各方面来考虑，当时“端平入洛”计划的最佳执行者应该是荆襄方面的史嵩之，因为荆襄地区离河南“三京”最近，不仅进军方便，补给也相对容易解决。

    但史嵩之对出兵的反对，导致收复“三京”的实际兵力只有淮东制置使赵葵的五万，以及淮西军的一部分兵力。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行动的策划者之一、两淮制置使赵范，在计划实施后，竟然也改变了主意，按兵不动。

    后世有人认为，郑清之、赵范、赵葵他们之所以主张出兵，除了迎合“上意”，同时也是在贪图军功。而郑清之刚登上相位，他更想通过这个行动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史嵩之反对出兵，也不是没有私心，他唯恐郑清之与赵范、赵葵兄弟俩的战功超过了自己，所以在宋军的粮饷供应上没有尽力。

    “端平入洛”的失败，后人的确可以总结为：除了在准备上不足外，还有帝国内部意见不统一的原因。

    但也许问题的更实质在于：无论是赞成收复“三京”的大臣、还是反对者，都并不完全是从帝国整体战略目的来考虑问题。而是在其中搀杂了太多的团体、个人利益。这就为帝国的军队最终在收复三京的行动中遭受惨重损失埋下了伏笔。

    我们的帝国在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败在对手的手上，而更多的是自己内部的原因。如果说“端平入洛”败在帝国内部的争斗上，其后的宋、蒙战争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宋、蒙之间的冲突真的是由宋引起的吗？蒙古就真的没有进军江南的计划？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早在金、蒙交战的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就抄掠、抢占了四川利州路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南宋弃守武休、仙人、七方三关，史称“丁亥之变”。

    而在绍定四年（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八月，拖雷为灭金更强行“借道”宋境，导致大宋军民百姓死伤达数十万。

    更重要的是，就在宋帝国实施端平入洛计划的当年七月，蒙古帝国在草原上召开了规模空前的诸王大会，会上蒙古大汗窝阔台与大将塔斯有这样一段对话：

    蒙古主谓群臣曰：“……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唯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

    这就说明，窝阔台的眼睛，早已盯上了这个东亚大陆最后的目标，宋帝国。

    塔斯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正在今日。臣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

    蒙古主喜曰：“塔斯虽年少，英风美绩，简在朕心，终能成我家大事矣。”厚赉而遣之。

    塔斯说他愿卖力，无须大汗出马，而窝阔台不仅对他不吝夸奖，还重赏。君臣之心，哪还需要什么解释。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即使是二十一世纪了，这个世界上不也还是这样？

    蒙古国从东杀到西，都有正当理由？南宋不收复三京，他们就会放过当时最富裕的宋帝国？打死东都不会相信。

    现在张弘正理直气壮说的就是这件事，但像这样的问题根本无须东来回答，陆秀夫和文天祥又岂会没词来应对？

    陆夫子因为历史上记载的不多东不知道，可文帅哥的嘴皮子在史书的记载中很清楚，那是一直从南讲到北，根本没一个人能说得过他。

    当下，陆夫子、文帅哥就和张弘正理论了起来，那张弘正又如何能是这两个饱学之士的对手。

    东却没有欣赏这场漂亮的答辩，因为他走神了，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正想着以前的那些事。他是不是又动歪脑筋想忽悠别人？

    注意到他的神情，房间里的人，包括张弘正都渐渐将目光转向了他。

    在他们的目光中，某人的眼角慢慢露出了一点笑意，他的眼睛转到了张弘正身上，皮笑rou不笑地说道：“张将军，其实争这个没意义，你难道没听说过弱rou强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