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根源（下）

    在忽必烈的所有竞争者中，阿里不哥在蒙哥死后准备继承大位，其实一点也不让忽必烈意外。甚至在他看来，和他原本关系相当好的旭烈兀，同样有这个心思。

    旭烈兀于收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后，立刻结束西征，率大军返回，就像当初的贵由那样，难道就一点没有想争夺大汗之位的意思？

    在忽必烈了解的人当中，也只有术赤家的拔都才算真的是没有这个心思。他在窝阔台去世后，安安静静地回到自己的封地，连忽里台大会也懒得来参加，摆明了置身事外、最好谁也不要来烦我的姿态。

    忽必烈当然知道，觊觎汗位的人中间还有蒙哥的儿子昔里吉，因为他和自己、阿里不哥、以及旭烈兀一样，是拖雷的嫡系子孙，本就有资格来坐这个大汗之位。

    只不过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像他的汉臣们所说的那样，“先发制人，后发人制，逆顺安危，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所以他抢先下了手。如此，既使得阿里不哥、昔里吉等人成为了“叛乱”的一方，又迫使旭烈兀不得不退出了对汗位的角逐。

    忽必烈是不会对此有任何愧疚之意的，因为他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忽”，至少在经历了钩考局一事之后，他已摆脱了曾经的“幼稚”。

    面对大汗之位，有时亲情也会变的淡漠。

    他的眼睛早就在盯着所有可能的竞争者，何况他本就觉得自己更有能力坐到大汗的位子上。

    但是，忽必烈仍然没有想到，除了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的人之外，除了阿里不哥和昔里吉，草原上还有那么多的人会反对他。在这些人中间，甚至还包括过去他待之极好的旭烈兀儿子和拔都家的老太太。他们都因忽必烈对草原传统的某种“背叛”和“汉化”而反对他。

    忽必烈其实是知道这其中真正原因的，因为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始自于他在自己邢州封地改革。当时刘秉忠和他的另一个潜邸汉臣张文谦告诉他：“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

    仅仅数年的时间，一个地方的居民跑得只剩下不到一成，不要说老忽了，任谁也知道，这是要完完的迹象。

    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一件事：赋税权。

    因为在窝阔台汗当政时期，蒙古帝国开始在中原大肆封地给每一个王公大臣，比如太原路下属于察合台的封户就有四万八千户。

    以后的伯颜平定南宋有功，忽必烈也给了他陵州、藤州户六千为食邑，

    这些所谓的“封户”，除了每年要交纳蒙古帝国的各种税收外，还要每五户出丝一斤，叫“五户丝”，输于“本位”，也就是交给所谓的“领主”。

    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五户丝”本已经加重了百姓们的负担，可他们还要面临着盘剥无度。“五户丝”原先是由各领主派人前来征收的。这些贪婪、喜欢中饱私囊的家伙只要再一盘剥，百姓一旦承受不了，要么扯旗造反，要么举家逃亡。而跑了的人所应摊派的赋税，又会再转嫁到没跑的人头上。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盘剥重，逃亡的百姓就多，逃亡的百姓越多，赋税、盘剥随后就变得更重，最终百姓只能跑光了。

    当初忽必烈封地里的百姓从一万多户，最后变成了几百户，原因就在这里。

    假如不知道这些情况也就算了，可经历了自己封地之事、且又“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肯定不能对此熟视无睹，他必然要进行整治。这也是他在开始的时候大肆起用许多儒生、汉臣的原因之一，因为好些蒙古官吏太贪婪。

    忽必烈所做出的整治，除了启用汉臣之外，主要就是一条：封地的赋税，由过去各领主自行收缴、改为北元朝廷统一来征收，然后再由朝廷拨付给各个领主。

    一句话，就是他收了草原上王公贵族们的赋税权。

    这个事情其实于他即位之前，仍在掌管漠南、汉地军政事务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汉臣们建议下开始做了。而且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忽必烈的做法，既保证了草原上各王公贵族的利益，又加强了朝廷对赋税的控制。

    但是，当时保守的草原王公贵族却并不这么看，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把中原的百姓当人看，而是当作了“奴隶”。做主人的拿走那些奴隶多少东西还不是应该的？就是自己的手下借机弄点好处也是理所应当，没什么大不了。现在你老忽代咱们收，谁知道你有没有将多收的钱财揣到自己的兜里？否则你哪来的那么多钱财建造开平城和大都城？

    再说你用了那么多的汉人为官吏，难道蒙古人就作不得这些官？以前所有的大汗可都不是这样。

    这就是许多草原贵族、包括他们下面的人，会起来反对忽必烈、支持阿里不哥等人的真正原因。事实上，这也是那个所谓钩考局事件真正的背景。

    忽必烈即位后，之所以每次只要有人挑个头，草原上总会有一大批人跟着造反，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客观地说，这也的确是忽必烈自己给他的对手们、所提供的另一个叛乱借口，可恰恰又是这些人的叛乱，忽必烈愈发不会向他们妥协，因为他从中已经看出了哪些“叛逆者”虚弱的本质。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的汗位之争，从他即位开始，一直持续了五年。期间双方多次交战，却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战。事实上，从一开始，阿里不哥就落到了下风，而这与支持者的多寡不完全相关。因为相对他的哥哥忽必烈，阿里不哥并不缺乏草原上的支持者，但其它的因素则完全不利于他。

    蒙古军既是强大的，蒙古军又是虚弱的。不事生产、不事耕种的游牧民族，本就没有多少物资来源。相反，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生活、乃至于生存不可或缺的东西，他们只能从中原汉地得到。一旦失去来源，不仅是个人、甚至是整个族群都要受到很大影响。更不用说一个更严酷点的寒冬、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就会让草原上的许多人面临灭顶之灾。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种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停的征战，去掠夺财富、抢占更大的生存空间。

    控制了中原汉地的忽必烈，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控制了许多草原部族的生存资源，他当然不会把赋税等等之类的东西交给哪些反叛者。尽管他们是他的族人，甚至已经陷入生存的困境。

    而“叛乱者”一旦处于困境，为了各自的生存，往往最后陷入相互倾轧。因为没有了来自中原供奉的阿里不哥，既无法给他的追随者们提供军械，也无法给予粮草、饷银之类的军资。反之，他还不得不从其他人哪里征集这些东西，以此来补充自己，这就导致了他和拥护者之间的不满和冲突。

    比如察合台家族的阿鲁忽，原先依附于阿里不哥，但当阿里不哥向他要兵马钱粮时，他就不干了，转而投靠了忽必烈。

    与此相对的是，对于投靠自己的人，掌握着中原财富的忽必烈则不吝于提供资助。所以，在这场长达五年的争斗中，忽必烈的实力相对越来越强，而阿里不哥的实力只会变得越来越弱。

    对此了然于胸的忽必烈，肯定不可能将赋税之权交出，只会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他知道，这就是抓住了“叛乱者”的命脉。

    至元元年（1265年）正月，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阿里不哥终于彻底向忽必烈认输，忽必烈派人救济了他的那些已经处于饥寒交迫的部属。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七月，阿里不哥和其他人来到了大都。忽必烈见了他，先是无言，然后大哭。见他如此，阿里不哥也哭了。然后忽必烈向他问道：“凭道理来讲，你我兄弟二人究竟谁应继承大位？”

    阿里不哥还是太实在了点，比不得刘阿斗会装傻，来了个实话实说：“以前应当是我，现在自然只能是哥哥你了。”

    两年后，至元三年，阿里不哥卒于大都。

    蒙哥的儿子玉龙答失、阿速台和昔里吉，这次也随着阿里不哥来到了京师，向忽必烈称臣。但昔里吉显然没有就此死心，或许在他的心目中，他比阿里不哥还要有资格继承大汗之位，因为他是蒙哥的儿子。十一年后，就在忽必烈南伐灭宋的关键时刻，他在蒙哥的其他子孙支持下，趁机又掀起了叛乱，草原上顿时狼烟四起，差点就让忽必烈的灭宋大计泡汤。

    然而，尽管昔里吉又给忽必烈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可事实上，不仅是他，乃至于以后的乃颜、海都等人，都已再难撼动忽必烈的大汗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