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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阶级的增加，不仅仅对于文化产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产业升级也有着巨大的帮助，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如果数量不够，那么国家的产业也只能始终处于低端，很难向更高层攀爬，因为老百姓不可能买得起那些东西，而仅剩的那些中产阶级，他们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直接购买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来作为自己的用品，要么就从国外进口，无外乎就是这两种方法而已。

    若是放到现代，那自然是从国外进口了，欧美等国，通过自己国家大量的中产阶级，扶持起了一大批供中产阶级消费的商品，而中国因为中产阶级的数量过少，所以根本无法供养这些中产阶级，导致每年大量的中产把钱拿去买外国货，从而让外国人赚走了钱，而中国刚刚萌芽的中产公司却不得已无法维持经营，这无疑是一件坏事，但是在现代便是如此。

    因为中产阶级追求精致和与众不同，而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积累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方面，欧美等国自然有着更多的经验来从事这方面的生意，而中国因为是后发国家，想要在这方面站稳脚跟，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于中产来说，几十块钱的差距，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差距，他们完全可以消费更高价格的，所以对于中产来说，产品的廉价与否跟他们本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不过在宋朝，去国外买适合中产阶级的产品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他们能做的便是在本国寻求产品，而农业时代，一般产品只有两个档次，那就是日用品和奢侈品，至于中产阶级所使用的产品，是没有的，比如在现代，就会有路易威登之类的牌子，这些商品的价格适合中产阶级来消费，但在古代，这种产品是非常少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所以他们只能去追求更贵的属于士大夫的东西，而这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无疑是非常难以消费的。

    除此之外，众人都去消费奢侈品了，自然也就没有人愿意去消费更加低廉的产品，这对于产业来说，自然也就没有赚钱的地方，至于那些做生意的人，在看到中产阶级规模并不大的时候，自然也不可能迅速发展，商人是要赚钱的，赚钱的方式是为人民服务，但首要前提是必须要赚钱，而现在，随着中产阶级的人数增加，自然有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其中，从事这项工作了。

    而中产阶级所使用的日用品，他无疑会比底层平民所使用的更加精致，价格也会更加昂贵，这就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增长点，任何基础工业产品的价格都是非常低廉的，唯有把工业产品的档次提上去，国家才能赚更多的钱，而这些钱，就是所谓的附加价值，这有时候甚至要比产品本身更加昂贵。

    就像前世的迪士尼，你在外面吃一顿饭根本用不了多少钱，但在迪士尼，同样的饭菜，价格却是三到四倍左右，这就是双方的差距，那为什么依旧有人愿意去迪士尼吃上一顿饭呢？这就是文化所带来的吸引力。

    而如今宋朝显然也到了文化产业联动工业的时候了，原本工业仅仅只是工业而已，但如今，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相比起物质享受，他们也开始追求起精神上的享受了，而这就要求一些工业产品，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在里面，而这就会带来更大的利益。

    更大的利益就会造就出更多的中产阶级，而贩卖这些物品的利润越高，国家能够征收的税收也就会越来越多，这对于整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对于这些服务于中产阶级的产业，徐清是非常支持的，也建立了一些法令来扶持他们，比如说允许创业者向银行进行一些小额贷款，让一些优秀的年轻的设计师也好，工程师也好，可以放开手脚去实验，这都是一些帮助，还有组织起一些奢侈品的工匠去给这些人做展示，让他们可以从中得到灵感，然后加诸在普通的物品之中，让他们更有价值，这也是一种办法。

    所谓的奢侈品，除了高端的工艺之外，还有就是要有稀世的珍宝，而中产阶级所使用的物品，材质不需要像上流社会那么讲究，但在工艺上却必须要公益求精，这是中端产品的要求，徐清显然很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有无数的绝活，他们都被王侯将相所垄断，变成了上流社会的专利，而如今大开方便之门，让那些中端的商品可以使用这些技术，加诸在普通的物件上面，以此来提升宋朝商品的竞争力，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是好事。

    要知道奢侈品赚的只不过是贵族的钱而已，但那些中产的钱是很难赚到的，而随着宋朝中产阶级商品的崛起，以后能够赚到的钱可就不仅仅是奢侈品了，而且相比起奢侈品的产量稀少，中产阶级使用的相对来说数量会更大，那么就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如此一来，对于提高就业率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如今宋朝的环境因为工业化变得非常恶劣，徐清虽然进行了好几轮的产业淘汰，将一些落后产能扔到了殖民地去，但为了保证宋朝本土的就业率，所以即便是淘汰了一部分产能，但他却不能够把所有落后产能全部淘汰，不然宋朝的失业率上升，整个国家都有可能陷入动荡，这是没有人允许发生的事情。

    而如今，随着中产阶级的数量开始增加，对于高端有质量的产品，人们的消费欲望开始上涨，就会带动商品更新换代，如此一来，商品的种类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的稀少，比如说现代，便是一个洗发水都有无数种牌子，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根本没有洗发水，便是肥皂，也只有雕牌而已，这便是中产阶级的作用，他可以让产品开始细分，变得更加精致，以此给予顾客更多的选择，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宋朝也是如此，基本上每一种生活用品只有一种牌子，衣服更是没有什么品牌，大多都是一家店直接做而已，而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上升，各种各样的品牌开始诞生在宋朝的商业圈子里，大规模的生产开始流行在服装、饮食等产业，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将吸纳更多的人进入到就业之中，如此一来，一些落后产能便能彻底从宋朝的国土上搬出去，全民进入到相对更加高端，工资更高的产业中去，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也有坏处，那就是随着中产阶级的爆发，宋朝的城市化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一点非常致命，城市化有好处，也有坏处，他可以聚集人口，然后集中发展，是工业的基石，也是一切文明的起源，但当这些城市过大，而现在的技术又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的时候，那么城市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中产阶级规模开始扩大，商业用品开始拥有品牌，细分自己的市场定位之后，工厂对于工人的需求自然也紧随着扩大了，当城市里的工人不够用之后，自然要去乡村之中挖掘更多的劳动力来为自己的工厂打工，赚取更高的利润，如此一来，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开始进入城市，许多城市的人口纷纷突破，在三年前，宋朝城市人口不过三千万左右，占据整个国家的三成，人口超过两百万的城市七座，而如今宋朝城市人口四千三百万，占据整个国家将近一半，人口超过两百万的达到十一座，其中汴京，昆山，广州三座城市人口超过五百万加上乡村人口已然达到千万的规模，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都市。

    在这种情况下，以现如今的技术，便是全部用上，依旧会使城市每天陷于异常拥堵的境地，即便是汴梁城，徐清原本以为一系列的公共交通外加地铁的修建能够让城市稍微不那么堵点，可谁知道，这三年的时间里，汽车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对于橡胶的应用，让车轮可以在更多的道路上进行行驶了，不再像以前一样，对于道路有着超高的要求，制动系统和刹车系统也慢慢开始成熟起来，工艺的成熟外加技术的成熟，再加上流水线生产的技术，立刻让汽车的价格开始下降，从原本三十万贯一辆，变成了十七万贯一辆，即便依旧很贵，但许多中产偏上，比如各大跨国集团的经理，大型公司的总监们都可以消费的起了，如此一来，汽车的销量立刻开始扩大，这对于整个国家的交通系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尤其是如今宋朝的道路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可不是汽车，而是马车和牛车，在这种情况下，一座城市突然多了那么多的汽车，可以想见这对于一个国家的交通来说到底是一场怎样的灾难，而徐清还不能像现代城市那样搞什么禁摩政策那样去搞禁止马车和牛车进城的政策。

    不然那些驾驶马车和牛车的人一定会把整个天都给掀翻的，毕竟禁摩在现代也是一件褒贬不一的事情，有的人认为在市中心禁摩有利于城市的交通管理，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更加有利，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出行的安全，但还有些人则认为开摩托车是别人的自由，就这样因为一纸政令就让所有摩托车不进入市中心，这是损害了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在此之前，应该再三征求意见，最后再做出决定，而不是一刀切，让所有摩托车不能进入市中心。

    这可是在现代，汽车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摩托车，其次是电瓶车，才有可能那么做，因为摩托车是少数，可即便如此，这项政策依据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被拿来反复谩骂，直到近几年才因为交通事故的明显减少而开始赞扬起来，一项政策在现代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被老百姓所接受，放在这个牛马比汽车还多的时代，徐清怎么可能一直政令，就让那些牛马离开车道，去往郊区呢。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光是在汴梁城，牛车和马车的数量便已经达到了三十万，这还仅仅只是出租车，若是私人的牛车和马车也算上的话，整个汴梁城，拥有的马车和牛车总数量便已经超过了五十万辆，这么多的牲畜，光是每天拉屎就能让整条街臭气熏天，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而这些牛马背后，则涉及到数万个家庭的死活，想要不管他们，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牛马在街上，又确实对整个交通产生了巨大的威胁，牛马不是汽车，汽车可以走走停停，听从人类的指挥，牛马即便接受过教育，听得懂命令，但就像是孩子一样，有时候就是会脾气不好，牛马也是如此，他们有时候就会停在路边，一动不动，而它们一动不动，整条道路就会陷入瘫痪之中，这对于城市的交通来说，损害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徐清是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尤其是随着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心城区的高楼大厦也开始越来越高，越来越密集，如果不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等再拖下去，势必会危及到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到时候再改，也就来不及了。

    不过徐清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便勒令开封府来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来，上报到交通部，让他们来商议可行性，最后再上报给自己一个可行的计划，徐清的这项命令可是难坏了开封府尹，接连召开了好几次会议，寻找解决办法，但最后都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迫不得已，众人只好求助于社会，希望社会上的贤达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可别小看这件事情，放在现代，大家会觉得官府询问百姓一件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像中国任何法令的颁布都需要先召开公听会一样，把政府的政见或者是改革意向告诉给大家，然后给大家提意见的时间，但这在宋朝还是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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