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章 一腔为民的英雄血2
有时候,他帮农民一边刨地一边聊。有时候,他一屁股坐在田垄上,与大家围坐成一个圈,了解情况。有时候,他钻进臭哄哄的茅房,看猪栏里的猪,猪食溅了他一脸。 但是去得最多的还是街头巷尾,找小摊小贩谈天。 不久,谢振华把摊贩经营问题抛到县委会议上,要求允许农民在农闲时节摆摊经营,并开放小商品市场。 他说:“我发现,东川的这类民间交易活动,满足了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对村民、集体和国家都有利,不应当被禁止。” 当时,开放商品交易市场还没有先例,要冒政治风险。见同志们陷入沉默,谢振华动情地说: “寒冬腊月,我们在家里安稳过年,而那些商贩却在冰天雪地里忙碌,有的连鞋子都没得穿,有的生病医不起,有的饭吃不饱。作为一个党的干部,作为东川这片贫瘠土地上的父母官,我们忍心吗?市场要尽快开放,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肯不要这顶"乌纱帽"!” 会后,由县政府、县工商局等部门成立的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宣布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东川县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同年底,东川县政府发出: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一出,整个东川大地立刻沸腾了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放鞭炮庆贺。冯爱荷听到消息,满含热泪,对孩子们说:“等我赚了钱,我要给谢书记塑一尊铜像!” 市场开放后,东川县的大街小巷挤满了摆摊的人,摊位一直摆到县委大院大门口,产品有上千种。 但是,东川市场降生之后,有关谢振华“乱来”的状子满天飞。好在,有上级领导支持他,对他说:“别慌,只要对农民有好处就搞。” 谢振华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没念过几年书,他说,他大半辈子了也没看懂,没搞明白一些大道理。但他说,他懂得做人的常识,知道做官的天命。 正是这种深扎于心的常识与天命,令谢振华显现出惊人的勇气。他那瘦弱的身躯里流淌着一腔为民的英雄血。 面对非议和责难,他说,我不怕,与其让东川的老百姓饿死,不如让我去坐牢!我就为老百姓能吃饱饭,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东川县的改革之路充满艰难,在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中,遇到的最大波折是旧税收制度。 当时,我国仍沿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的税制八级累进税,即经营得越好,税就越高。 但东川的小商品市场却遇到了新问题:几千个摊位,几万名摊主,大多是小本经营,且商品的价格随行就市。上午可能卖5元,下午就只卖1元,很难凭税票计税。 为了打击逃税,税收干部整天像抓贼一样,搞得商贩们怨声载道,多次找谢高华反映。 如何既能收税,又能调动商贩的积极性? 谢振华组织力量进行调研,最终决定采用“两税并一税,定额包干计税”。 新税办法开创了全国先例,受到商户的普遍欢迎,但也引起了诸多争议。 高层媒体的一篇内参,很快引起了国家相关部委的注意,认为东川的定额包干征税是违反税法的。 批文很快转到了省里,谢振华面临空前压力。 财政厅的调查组也下来了,对东川小商品市场的现状展开深入调查。 调查组最终认为:东川县推行的税收办法是可行的,但是还欠妥,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两年多后,谢振华离开了东川,但“兴商建县”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这趟改革的列车在他和同志们的推动下,也稳稳地开往东川苦难百姓盼望已久的春天…… 冯爱荷那天从县政府回来后,手里攥着谢振华等人的捐款,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谢振华又抽空专门来看望她。 出院之后,冯爱荷发现,在机场与铁路之间的龙祥湖北侧的一块空地上,建起了一个十分简陋的小百货市场。 她大喜过望,立马申请了一个摊位,早出晚归,大干起来。。 一日,扛着一个灰色的编织包,汗涔涔地从火车站那边走过来。 “干嘛不雇辆三轮车?”摊位邻居问。 “今天到站的包多,三轮车趁机涨价。” 她边说边拿起剪刀,挑着缝合的线头往上一提,手一扯,打开编织包。里面是各种颜色、款式的夹克衫。 她踩着凳子,一件一件往衣架上挂衣服,忙了一阵子,等衣服挂好,身上就象浸过水一样。 这时,摊前走过一个新疆人,面容方正,棱角分明,一双女性般的凤眼深邃明亮,皮肤白中带黑,身材瘦长硬朗。 此人叫阿里木,他看见摊上的夹克衫,伫步问冯爱荷价格,说他要批发,把服装拿到边境去卖。 阿里木一字一拖着音,吐字有点困难,说:“冯老板,我把货发一批过去试销,销路好的话,可以长期合作。” 冯爱荷一听批发而且还长期合作,高兴地说:“好的,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不过,价格要最低的给我,”阿里木道。 “行,只要有利润,可以低一点。” 从此之后,冯爱荷跑了几趟边境,做了几笔大生意。 那时火车十分拥挤,来来往往,她都睡在座位下面。有一次,她实在太累了,把自己一塞进座位底下,就呼呼地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一场瓢泼大雨把她淋湿。惊醒后一闻,臭哄哄的,原来是小孩一泡尿撒在她脸上。 那次,她兴冲冲地回到东川,却得到老公从拖拉机上摔死的消息。不久小女儿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多年的毛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慢慢地病入膏肓,现在有钱了,却无力再挽回。 第二年,她去边境的时候,年仅十一岁的小儿子也溺水身亡。 她精神遭到沉重打击,病倒了。在床上整整躺了两个月,她觉得不能再不顾一切地拼命,决定再嫁。经人介绍嫁给海边城市东港市的一个生产皮鞋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