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 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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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不清翊坤宫之变144经济账你来我往的争了上百年,直到正统年间,官员们争烦了,干脆另起炉灶,建立了一个独立于内库、由户部直接管理的国库,太仓。 从此之后,每年的财政收入部分归太仓部分归内库,还有一些两边分赃。比如发行货币的收入,两边五五分账。再比如钞关收入,以前内库独吞,现在也不得不拿出三成交给太仓。 到了成化年间,太仆寺也找借口建立了常盈库,把马政的盈利单独存起来,既不归皇帝直接管理,也不让户部插手,算是独立在太仓、内库之外的第三个国库组成部分。 又过了几十年,嘉靖皇帝的工部尚书看到太仆寺有自己的小金库,日子过得无比舒坦,也找到皇帝不知灌了啥迷魂汤,又弄了个独立于太仓、内库和常盈库之外的节慎库,于是明朝的国库就被分成了相互独立的四个部分。 不对,如果仅仅是四个部分哪儿谈得上乱。除了两京的太仓、内库、常盈库和节慎库之外,每个省还有自己的府库。 各地从民间征收的粮草钱钞要先入府库,再上缴朝廷规定的部分,剩下的存在府库中以备不时之需。自己记账自己花,这小日子不要太舒坦。 但上缴国库的部分有时候是以实物算,有时候又要折成钱钞,流程既凌乱又繁琐,还没有专门人员管理,账目乱成一团麻,很难完全厘清。 说完了国库系统,还得聊聊税收系统,没有收入,库房管理得再井井有条也是枉然。 元朝末期,各地狼烟四起、兵祸不断,仅从朱元璋加入起义军到推翻元朝建立新政权就经历了15年。 打仗打了15年是个啥概念呢?后世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加起来不过12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基本就是一穷二白。 明初基本也是这个状况,内部百废待兴,外部威胁依旧存在,无法把全部精力用在内政上,必须要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 朱元璋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采用了广泛的军事屯田,也就是卫所制,想效仿北方游牧民族来个军民合一,需要打仗的时候穿上盔甲就是士兵,打完仗放下刀枪拿起锄头就是农民。 怎么评价呢?太理想化也太缺乏长远眼光,完全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没考虑过军户们的未来。标榜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这时候已经背叛了他的阶级,制定的大多数政策都没有向农民偏袒,反而是加害。 究其原因,有可能是智慧不太够,但他玩政治斗争可一点不含糊。也有可能是为了权力,毕竟国家是他打下来的,必须传给老朱家万万年。这时候哪儿还顾得上农民的死活,自己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呗。 一个由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国家,国内农民起义次数和规模居然在历史上名列前茅,仅从这一项上来看,老朱就没有真正为了农民着想,至少是没想周全。 与此相反,他倒是给子孙后代想得挺周全,恨不得把国库都掏出去也不心疼。有人说他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想到子孙那么能生……这话说得都降智,他又不是单性繁殖出来的怪物,怎么能想不到后代还会生后代! 卫所制度刚开始确实有效果,可惜好景不长,也就100年出头,屯田收入就从永乐年的800多万石迅速下滑到了正德元年的104万石。 这时卫所制就不再能为朝廷降低财政负担了,反而成了负担。军费开支从正德初年的40万两快速飙升到了景阳三年的400多万两,这还是在没发生任何中大规模战事的前提下,如果有,军费还得增加。 光多花钱就够了吗?肯定不是,一个糟糕的政策,带来的往往不是该有的损失,还会加上连锁反应。卫所制引发的连锁反应就是让军队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大幅度下降,想弥补必须花费更多钱粮重新招募士兵。 从正德之后,北方大部分军队用募兵来填补空额已经成了通行的做法,当时的价格是6两银子一年。到景阳三年已经涨到了16两银子,袁可立以漕运总督名义招募的水师更贵,要18两银子一年。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各种战事也突然频繁了起来。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首领俺答汗率兵突入京师附近劫掠八日,史称庚戌之变。 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大举入侵江浙沿海地区,朝廷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了十多年时间才勉强平定,沿海地区受到的损失不计其数。 万历时期的三大征、逐渐露出獠牙的辽东女真各部、再加上此起彼伏的地方性农民、手工业者暴动,又把靠张居正改革积攒下来的家底差不多耗光了。 反过头来再看看民间,如果老朱家真对农民好,百姓们怎么会如此薄凉,想尽了各种花招去逃避、甚至用武力抗争朝廷的税赋。 明朝实行的是累进制征税方式,田产越多税率越高。征富济贫的出发点很好,但和当时的诸多政策一样,可实施性太差,到处都是比城门还宽的漏洞。 所以说吧,好的企图并不一定能获得好结果,做为普通人尚且如此,想当个称职的皇帝,必须具备超出常人的大智慧,跳出凡夫俗子的格局,才有可能成功。 具体来说,不超过30亩地的农户,税收负担只占到了5%左右。到了300亩规模,税收比例接近10%,以此类推,税率随着土地增加打着滚的翻番。 那是不是就没人愿意兼并土地了呢?这时候就得祭出老马同志的名言了:只要利润足够多,资本就敢践踏人世间所有的道德与法律。官僚士绅,比纯粹的资本更厉害,因为他们手中还多了一样大杀器,权力。 为了偷漏税,官僚士绅们想了几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抗朝廷法令。比如分散购地,在每个州县的购地数量都不超过300亩,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只交5%税,这种做法被称作飞洒。 如果家里没足够人手,不想去外地购买土地,只想守着自己家过日子,能不能也少交点税呢?必须能,只要把属于自己的土地挂在没有土地的流民名下,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俗称诡寄。 眼看着大户人家都这么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小地主和普通富户肯定也不肯落后。于是他们也想了个办法,把土地献给当地有免税权的宗室功勋或者庙宇,缴纳低于规定的税率,两边都有便宜可占,唯独亏了朝廷。 如果当地没有宗室功勋和庙宇,也不会玩飞洒和诡寄该咋办呢?没关系,还有办法,比如说拖欠。找各种借口少交税粮,并承诺明年补齐。然后找个除了条贱命啥都没有的流民,让他代替自己去挨杖责,同样花不了几个钱。 还有更狠的,反正也是交不上税,干脆就放弃田地,带着全家钻进山沟子当流民,找到合适的耕地刀耕火种自给自足。后世里很多隐藏在山沟里的小村子,就是当年躲避战乱或者逃税流民建立的。 找不到也不是末日,还可以四处流浪,专找大城市钻,要饭吃总比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结果交完税仍旧饿肚子强。 当地官员面对这种情况通常来讲也不会玩了命追究,他们三年一考核,保不齐下一任被分去什么地方,如果太较真反倒容易引发民变,不光影响自己的名声,还会给上官添麻烦。 地方官没办法,朝廷同样也没办法,换谁去治理,只要不能更改税法,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假装看不见。 历任皇帝在登基、生皇子、册封太子的时候,都会假惺惺的来个赦免,把之前拖欠的税粮免掉一部分,以期让成为流民的农户减轻负担,及早返回家乡继续种地纳粮当韭菜被收割,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戏码唱得次数太多就失去了忽悠效果,收效甚微。 农税这边亏空越来越大、入不敷出,从根本改变现行制度又难上加难,换个思路,能不能提高其它方面的财政收入,用来弥补亏空呢? 比如商税,答案是不成!明朝的治国理念是重农抑商,上百年间就没鼓励过百姓经商,突然间向商业化转型谈何容易。 再说了,纵观中国历史,只要是朝廷不鼓励的事情,99%全是利润特别高的。普通百姓无法染指,却不意味着权贵阶层也不能干。 实际从明朝中期开始,官僚资本就大规模进入商业领域了,皇帝和朝廷全都心知肚明,但谁也没法挑明,嘴上还得继续嚷嚷以农为本的废话。 向官僚资本收税?这恐怕要比御驾亲征一举荡平漠南、漠北鞑靼各族还危险。敌人不管多凶残好歹能看见,官僚资本的主体是朝廷官员、宗室和勋贵,多收一分钱他们也得急眼。 惹了众怒,皇帝分分钟会因为睡午觉姿势不对、落水感冒、吃错药、随便上厕所被死亡,实在不成还可以被宫女、太监乱棍打死,反正是谁动了他们的蛋糕谁就得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