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公元309年 决战 决战4

    这一番话使将领、老臣彻底惊醒了。纷纷跪下苦劝：“我军白天连败二场，不宜再战。”

    刘虎气恼：“我们先偷袭他一下，成事可以毕其攻于一役，不成再撤回河西便是。”

    有一个清醒点的老臣说道：“敌骑兵不下四千人，其实并不怕我军箭雨，而是不知河水深浅，不敢贸然进军。刘琨是晋之名将，恐怕他正等着我们去偷营，好让我们的败兵把他引过河。”

    刘虎发现还是自己考虑不周，却说：“汾河几百里长，我们也守不了几天，怎么办？”

    老臣说：“晋军扔下上党不救，三部人马急攻我部，他们在这里耗不了几天。我们再等一等。再说我皇（刘渊）早就承诺，他们打下上党，必来助我们消灭刘琨。我军最好是耗下去，不可盲目出战。”

    刘虎年轻气盛，早就想要偷袭，却听到众将苦劝，也怕偷袭不成，反引晋军过河，只好作罢。已过三更，就叫大家分头休息。

    有二千步兵在外护卫，刘琨也早早和衣而睡。大约早上四点来钟，刘琨自然醒来，刘虎竟没来偷营？令刘琨对他刮目相看。刘琨起身来到帐外，见大多骑士早已醒来，就命人将骑士全部叫起，静静准备，勿出声响。温峤才二十出头，虽依军令早早睡下，但却未醒。被军士叫醒，迷迷糊糊来见刘琨。刘琨令骑将在营中准备作战，而只带上温峤和十个亲兵悄悄出营。

    刘琨悄悄走近河岸，因河岸一直有刘琨骑兵来回放哨，偶有几声马鸣，刘虎守将也不在意。刘琨只带温峤及两个传令兵催马走近河岸，令其它人远远在后等待。

    不一会儿天色渐亮，胡兵大多起床在岸边防守。刘琨观看，见敌军一堆一堆临河防守，有的一堆只有几个人，有的一堆却有几十人。刘琨骑马沿河北奔。没有走出一里，看对岸有二百多人防守，这一堆守军最多。

    刘琨回身对身后传令兵说道：“传我军令，令骑兵火速奔来。”

    两个传令兵一起遵令奔回。没多时，四千骑士全到刘琨身前。刘琨一声令下，全体骑兵冲对岸二百人冲了过去。

    军令难违，温峤首先带晋阳一千骑兵冲过对岸，其它骑兵心有所忌，落在后面。但见晋阳骑兵纷纷过河，也都转忧为喜，催马急渡。不消片刻，四千骑兵全部过河，马踏敌营。

    昨日刘虎就败给这四千多兵，今早其又冲过河沿马踏刘虎营帐，刘虎众军更加仓惶，被彻底击散。有几个昨夜酒喝得太多的都做了俘虏。晋军一气追击三十余里，大半敌军被歼，被俘。刘虎带剩下少数部众仓皇北逃。

    刘琨清典敌军尸身和战俘，再经盘问，推测出逃走敌众不过三分之一，就令雁门守将独自追击刘虎余众。

    雁门守将王据为难道：“我军只有二千骑兵，恐难全歼刘虎。”

    刘琨说：“我心在上党，你且将刘虎逐出雁门关外即可。关外拓跋部强大，我且作书，命拓跋在关外截击刘虎。”

    王据这才转忧为喜。刘琨又命新兴太守段延与己同去支援上党。命令传达，各军自作准备，众将都问刘琨如何知道过河之路，直把刘琨看作神人。

    刘琨笑道：“昨天敌人全军防备，很难看出阵法。今日一早我去观测，敌军熟在此地，防兵最多之地就是河水最浅之处。”

    众皆叹服。温峤却说：“您说得很有理，可是我怎么不知道？”

    刘琨神色黯然：“兵书上有。”

    温峤纳闷：“孙子兵法上没有啊？”

    刘琨不语，这正是刘琨的失落之处。

    中国在汉以后，但凡盛世，朝廷就把兵书收藏，只有少数古老的，像孙子兵法等，因影响较大，广为流传，而无法完全禁止。可是兵法在发展、进步，而且变得更细致。像汉代对敌作战经验、诸葛兵法、曹cao兵法。这些更接近当时晋朝现实的兵书理论，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到的。

    像细致的野战如何打？渡河怎么打、饥了怎么打？饱了怎么打？胜了、败了如何打？如何布军阵？如何布营？这些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上或根本没有，或讲得太粗。

    其实每一代乱世之后，都会有新的感悟和总结，但也都会被秘而不宣，即使中级军官也无法看到。因为古代是家天下，即使高级军官学到也是危险的（对皇家来说）。晁错的《论书事疏》中汉军五个优势中，最重要的是将领知兵法。可是哪个朝廷能做到？直到当代有了军事大学，这种情景才转变过来。这恐怕也是清军一上来就被少数洋鬼子兵打翻在地的一个原因。

    二来，自盛汉之后，读书成为高尚的职业，从武被人耻笑。魏晋对士族管制并不严厉，但是士族名士多研究可以成名的文学艺术、诗歌、文赋、书法，甚至音律，这是出名的捷径。后代走科举例就更重诗歌、文赋、书法了。

    成功在于细节，书法是科考制的细节之首。张牙舞爪的写上十大张纸，考官会直接打个“差”，扔到一边。

    一来近代使用兵法密而不宣；二来文化是当官捷径，是中国历代后期兵患到来时，无大将可用的主要原因。

    当然也有例外，大朝中只有明朝例外。明朝鉴于两宋的柔弱，认为两宋的柔弱是因为军官地位太低，一旦兵祸到，难感皇恩。

    于是，明朝采取文官执政而决不能世袭，军官却世袭。中级军官子弟不用科制便可做武官，而且一上来就是中级军官。所以他们很重视子弟的军事学习。像很多名将，如戚继光十六岁就当上一城守将。

    明朝中级武官世袭，不仅使后期杰出武将不断涌现，袁崇焕、孙承宗、卢象升、左良玉、曹文诏、孙传庭、熊廷弼、袁可立、洪承畴、吴三桂。

    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当国难到来时，武将由于世袭，而与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生死相随。熟悉明史的都知道，即使洪承畴，清朝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说服他，而吴三桂降清是明灭之后。

    中层武将世袭政策，这一点确保了军队的战斗力，军人虽不能执政，但社会地位比宋朝高得多，几乎中级军官就可以世袭，就像晚期的戚继光就是十六岁世袭了中级军官的官位。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和石亨在保卫北京城中，都立了大功，于谦的功劳对明朝来说，视同再造，但于谦的儿子不能世袭，因为于谦是文官，要执政。而石亨由于是武将，他的儿子被封侯并且世袭。

    这就是文官执政但避免世袭，武将不干扰政治，但享有很高荣誉，并且世袭，成为和明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攸关者。纵观有明一代，只此一点其军事形势便和宋朝截然不同，其战斗力很强，面对北方几大少数民族，蒙古、满清、朝鲜、日本，均与之能直接抗衡。明朝中级武官世袭制度起到很大作用，他们保家卫国的主动性非常强。当然现在来说是过时了。

    当然王朝像人一样，有生必有死。但从秦开始算，明朝是国嗣二百七十六年，是安定时间最长的朝代。汉、宋分双，而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就名存实亡了，清朝也没有明朝长。所以只有明朝一朝例外。明朝最值得研究的是其‘内阁制’和‘中级武官世袭’。可二十四史多研究人与人之间的阴谋诡计，少研究‘事儿’。

    1449年土木堡之变‘也先’拉着明英宗轻叩北京的城门时，是要社稷，还是要保皇帝成为北京众大臣和皇族必须马上决断的事情，靖康之耻，前车之鉴近在眼前，大臣和皇族为保社稷和自己的利益，很痛快的抛弃了皇帝。皇权被轻轻地撞了一下腰。这使得大臣和皇帝的斗争中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虽然从唐中后期就创立了内阁制度，并且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但是内阁权利最大，影响最大的是明朝。明朝内阁大臣，大多是进士出身，来自平民，几乎没有皇族和外戚，他们大多数是儒学中的精英，否则他们也不能从严苛的科举制度中脱颖而出。政治上的清明的内阁制是明朝儒学昌盛的主要原因。

    内阁的权利越来越大，皇权必然受到一定的削弱，皇帝是不甘心的，万历的长期不上朝，和太监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是皇权和内阁制度的斗争。

    嘉庆十几年不上朝，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不得不说‘内阁制’使他们有了不上朝的资本。

    明朝的灭亡从细的方面（政治层面）讲，正是其内阁制度名不正言不顺造成的。明宪宗是个结巴，不喜欢和阁臣探讨问题。内阁大臣把事件和处理的方法都写清，皇帝对于他认为的小事（其实都是治国大事），只要签上同意即可。内阁大臣都是从进士和小官一步步打拼上来的，政治上比较历练。处理方法也是八九不离十。时间长了皇帝也懒得看，自己不太关心的事也就直接签字了，这也是明朝皇帝能够偷懒不上朝的原因。所以明朝的内阁制也不能过分的高看，它是一种默认和习惯，并不是制度性的。

    明朝最后的崇祯时期出现了很多有能力的大员，但是由于皇帝更喜欢执政，而使得内阁做出的政策多次无厘头的改变。崇祯最后的遗言是：“大臣误我”。而我认为完全是“我误大臣”。

    而清朝的军机处是把事件详细写清，具体的处理方案要和皇帝一起探讨，探讨就要更多的看皇帝的脸色，时间长了，军机大臣就变成了皇帝的小秘书，皇帝干了明朝首辅的活。但是，他哪有明朝首辅们几十年的官场历练。

    有人向道光建议重用一名大臣。说此人才华出众，道光很高兴。临了这人说了句‘此人书法很好，为一时之冠’，道光本人一生勤政。一听这话，认为此人也算玩物丧志。不用了。在场的大臣们也不敢再多说一句了。

    说实话清朝皇帝大多很能干，也比较勤奋，但是和明朝的内阁首辅们比，政治历练上要差很多，而绝对权威又太强。

    跑题了，不能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