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

    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热

    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

    [作者：王彦俊左峰|转贴自：武侯祠|点击数：269|更新时间：2004-11-27|文章录入：眼镜]

    “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成果辉煌，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本文试图从他法家思想的形成、后人罩在他身上非法家思想的画纱和他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等方面提出讨论，求教方家指正。

    一、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

    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现择其重而论。

    1、时代特征。东汉王朝是豪强地主垄断政权。统治者为维护本身利益，尊儒反法，大肄兼并土地，极度盘剥农民，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公元184年“八州并发”黄巾农民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统治基础，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荡涤了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污泥浊水，孔孟之道和谶纬神学被风扫残云，客观上为新一代法家人物茁壮兴起提供了适宜气候和土壤随黄巾起义失败，地主阶级内部急剧分化，派别斗争、********接踵出现，战争连锁爆发。公元189年东方州郡联兵讨伐董卓。而以袁绍、袁术、公孙瓒、陶谦、刘表、刘焉为代表的豪强地主官僚背人愿望，逆潮流而奉行孔孟之道，凭“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依家兵、部曲，割据一方，“家家欲为帝王”，连年混战，使全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黄河流域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莹相望”，“千里无鸡呜，白骨蔽平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曹cao、刘备、孙坚、孙策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层人物，对农民的****和豪强地主相一致，曾镇压过黄巾起义，但在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利再分配上和豪强地主、州郡军阀的主张与要求根本不同。主张统一，反对分裂，要求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抑制豪强兼并，打击州郡军阀割据；主张“唯才是举”，反对“任人为亲”。他们与州郡军阀分道扬镳，强烈要求法家统一革新路线，革新东汉腐败政治，高举法家战斗旗帜，进行着统一中国的战争。结束了自西汉元帝以来儒家思想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局面。

    2、出身特征。公元181年，诸葛亮生于琅邪阳都的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当时崇儒反法的东汉王朝已无力控制局势。天下****，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激烈，分裂割据趋势已基本形成。诸葛亮四岁(184)之年，黄巾起义，

    汉灵帝组织保皇军镇压，屠杀义军，使繁华的中原大地沦为杀人屠场。

    诸葛亮父亲诸葛硅曾任太山郡丞，不久去世。自188年诸葛亮由其叔父诸葛玄抚养。

    家乡战乱峰火的恐怖，在诸葛亮幼小心灵中打上了深刻烙印，在其思想上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的愿望犹为强烈。公元l94年，诸葛亮十四岁随叔父流寓豫章。195年诸葛玄丢官后带诸葛亮依附刘表于荆州。公元197年诸葛玄病故，十七岁的诸葛亮与其弟躬耕陇亩于南阳隆中，直至公元207年。颠沛流离、四处奔波避难谋生的少年诸葛亮，又经历了十年躬耕，面对此情此势，居危思安，要求祖国统一的法家思想由此而产生是在理中。

    3、社会特征。东汉后期，南阳、襄阳一带是官僚、豪强的展集地。据载，从襄阳岘山以南至宜城百余里间，刺使、太守之类官僚有数十家。豪强势力兼并土地的矛盾十分尖锐，参加黄中起义的农民达数万人。公元190年，袁术唆使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占据南阳。3月刘表继任荆州刺史，得到南郡小庐县土豪蒯越与襄阳土豪蔡瑁支持，入据襄阳，襄阳成为荆州地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可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刘表传》，喜欢空谈，不识“庶务”o境内“游子甚多”，“平居发调”，“人心不悦”

    《诸葛亮传》。“博术儒术”、“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干数”《刘表传》。然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cao胜袁绍后，统一北方的形势将近；孙权割据江东亦趋稳固。急剧变化的形势，激荡着荆襄志士仁人。颖川徐元直、后广元、汝南孟公威，博陵崔州平等，他们与诸葛亮“晨夜相从”，读书吟诗，谈古论今，评论天下大事，抒发自己的见解，游学傲社会调查，运用法家思想，分析现实，研究历史，寻找实现统一祖国远大政治报负的良策。他们耳闻目睹了董卓造乱、二袁等坚持儒家路线的败亡；黄巾农民起义的威力；曹cao、孙策、孙权执行法家路线的胜利；由于豪强、州郡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深受饥苦的情景。因此，诸葛亮对当时的现实和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感受极深所以当他身居草庐，志在统一，成为当时“识时务”的俊杰。因而诸葛亮多年后在《又与群下教》中说“昔初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徐元直，勤启‘诲”。在这些人帮助下，特别是他和不满刘权妁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德cao过往甚密。这样，便在襄阳形成一支鄙视儒生的集团，他们认为儒生是“不识时务”的庸才，只有懂得时务的人才是人才。庞德公是这一集团的首领，很器重诸葛亮，称作“卧龙”称司马德cao为“水镜”、庞统为“凤雏”。庞德公之子庞山民娶诸葛亮小jiejie为妻。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又是沔南名士，其妻“才堪相配他韵贤内助。这些密切的社会关系与他们对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以及他十年的躬耕实践，无不是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之因。

    4、学习特征。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是和他青少年时代精读研究法家著作，博采众长分不开的。诸葛幼年时期，齐鲁文化的熏陶，法家人物管仲、乐毅是他们所崇拜的垂范。诸葛亮客居襄阳，隆中十三年，特别是隆中少年的躬耕中，他刻苦学习，阅读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书籍，精研了历代政治、经济和各学派的政治主张及思想观点，通过分析得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

    商长于札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诸葛亮集、论诸子》。他对先秦法家人物特别是管仲、申不害、韩非等人的著作，更是认真钻研，“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诸葛亮传》这些法家著作的学习对他的法家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从《诸葛亮传》载看，他学习不死读书，而是“观其大略”，抓住纲领，体会精要。反对抓住经典不放，寻章摘句，窜凿附会的烦锁考证而脱离现实的儒学之风。他从所读著作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作为观察社会现状和天下形势的借鉴。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树立了他远大的理想与政治报负，形成了他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法家思想。诸葛亮的这一远大报负从他以后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诫外甥书》、《诫子书》、《又诫子书》、《与兄谨言子界书》、《与兄谨言子赡书》中，要求晚辈要有远大志向和奋斗目标可以明确看出。如《诫外甥书》

    “夫志当存商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儿之志，燃揭然所存，侧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间，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灵趣，如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兔子下流也”。这段话，可说是诸葛亮青少年时代远大政治报负的自述。

    由于以上四点重要原因，使诸葛亮法家思想逐步形成，因而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时，他能在怪中对策中，为刘备精辟地分析了客观形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统一革新法家路线，先取荆州、益州，与曹cao鼎立。然后和戒扶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而后再两路出兵，“北定中原”，以成霸业，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此后，诸葛亮以自己的法家思想和路线，在中国历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的政治、军事篇章。

    二、揭去罩在诸葛亮身上的非法家思想外纱

    人民群众出于对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崇敬，经过长期创作，出现了诸葛亮的艺术形象。然在儒家思想成为地主阶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戏剧作品是为其政治服务的，特别是严重反法倾向的《三国演义》的出现，给诸葛亮身上蒙罩上了层层非法家思想的外纱，歪曲了诸葛亮本身的思想体系。

    1、儒家思想的典范，这些作品把诸葛亮装扮成‘克已复札‘、‘忠贞报恩‘的忠臣。说蜀汉是‘严正统‘，曹魏是‘篡逆‘。刘备是‘圣君仁主‘，曹cao是‘乱臣贼子‘。诸葛亮是‘兴灭继绝‘的‘正统‘代表。他死守‘士为知已者死‘的封建道德信条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命思想。他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端坐四轮车，手摇羽毛扇，使鬼驱神，予决生死，未过先知，在他身上灌注上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荒诞不堪的迷信思想。把诸葛亮作为儒家封建道德典范，特别是臣道的化身狂热歌颂。然诸葛亮果真终生是为了‘报知遇之恩‘吗是为了继刘汉的‘绝世‘而鞠躬尽瘁吗‘事实并非如此，诸葛亮和刘备的结合，固然不排除‘报恩‘因素，但主要是他俩对执行法家路线有一致性。刘各虽有统一天下、建立功业的报负，但他起事时，出身寒微，势力单薄，将只有关张二人，地无一席，前半生目睹曹cao节节胜利、两袁失败之因。他本人东碰西撞，走投无路，怎能不考虑选择什么路线问题。诸葛亮生于乱世，志在统一。他亲眼看到两袁推行儒家路线而身取灭亡，刘表、刘璋行儒家割据路线.而芨芨可危。他以法家求实的思想出发，对当时形式势作了具体分析。刘备走投无路，诸葛亮胸却有胸成竹，所以草庐一席对诏，使刘备顿开茅塞。诸诸葛亮一出隆中，使刘备“如鱼得水”，他们先占荆州、益州，在贯彻执行逐步统一天下的这条法家路线的纽带下，使他俩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以后事实证明，执行诸葛亮这一正确路线，就便刘备转危为安，由小到大，成为鼎足三分的一国皇帝。所以他俩的结合是为了推行统一前进的法家路线，重建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非“兴灭继绝”、已复礼”。

    2、“神机妙算”的神仙、隐士。说诸葛亮这位隐士、“神仙”能“夜观天象”，子知“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为将军”。草船借箭的前三日就算定有大雾。他“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等等。事实上这是诸葛亮善于运用法家求实思想，观察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调查研究，-并对客观形势，作具体分析研究总结而得出的结果。绝非是“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假若诸葛亮只是位“驾小舟旅于江湖之中，或访僧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庭之内”的“隐士”，不是“商卧”，就是“闲游”，恐怕连益州在哪里曹cao是何许人也都不知道，岂能对当时形势和人物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

    3、

    “呼风唤雨”的道士竟然让一位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沐浴斋；戒，焚香祷告，兴妖作法。“七星坛祭风”，“巧布八阵圈”、“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五丈原禳星”，凡此等等，其实，赤壁之战有东南风是自然规律。陆逊不趁刘备大败而跟踪取川，是“魏兵袭其后也”，绝非“八阵图”的乱后吓退。“死诸葛走生仲达”是诸葛亮平时治军有方，战略战术灵活，使司马懿一时摸不着底细而不敢长驱直追，并非什么将星“似坠不坠”所致。

    4、“英雄创造历史”的代表。说什么“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当诸葛亮登台后，总演主角，凡事都在他予料之中，他坐上四轮车，摇着羽毛扇，指向哪里，胜在哪里，似乎历史被诸葛亮指挥得团团转。但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就不可能摧毁儒术横行的东汉政权，就不可能开辟出一个推行法家路线的新时期。诸葛亮之所以有成功的军事政绩，是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他法家思想的启现，是他推行统一中国的法家路线的结果。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三、诸葛亮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

    诸葛亮自公元207年登上政治舞台后，在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中，使其法家思想得到了伟大实践，极力推行了统一祖国的法家政治路线，其成果辉煌。公元2o8年，他亲赴紫桑，说服孙权，孙刘联兵，以少胜多，赤壁一战，击败曹cao。尔后助刘备趁胜“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公元221年使刘备正式建立蜀汉政权，与曹魏、孙吴鼎足抗衡。刘备死后，他“两和诸戒，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务农植谷，闭关息民”。“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军资所出，国民富绕”。“冶戒讲武，以侯大举”。自公元227年始，“奖串三军，兴师北上，五出祁山，八年伐魏。终因主客观原因所限，未能达到“北定中原”的总目标，

    公元234年病发五丈原军中。“出归未捷身先死”，但他顺应历史潮流，在其法家思想的实践上，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社会生产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l、“内修政理”，以法治蜀。

    诸葛亮在治蜀方针上采取了先秦法家“法住而国治”的思想。化为了革除刘焉父于推行儒家仁政而造成“文法羁糜互相承事，穗政不单，威刑太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答法正书》)的混乱状况，坚持“以法治蜀”的鲜明立场。“刑法峻惠”，严加抑制豪强兼并割据势力。当时法正劝诸葛亮应“缓刑驰禁”。诸葛亮严正回答，并明确宣布：“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思；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主要，于斯面薯”《答法正书》。有人讽刺他吝惜敖罪，他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理国家要用“以刑德治臣”。因而在北伐中，蒋瑰认为正在用人，劝请葛亮不宜斩马谩，诸葛亮在《论斩马谩》中说：“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此说明诸葛把法治与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实现统一，必须“以法治蜀”，“内修政理”。因此，他在政治上“刑不择贵”，组织上“务在举贤’；轻济上推行屯田，“务农植”，盐铁官营，他从各方面整顿法纪，革新政治，抑制豪强，有效地加强了蜀汉中央集权统治秩序。

    2、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诸葛亮在《赏罚》中说：“禁令刑罚，所以成心”，“赏以兴功，罚以禁jian”。他认为法令刑罚是治国的重要工具，可震慑人心，劝善规恶。他说：“经常之法，

    规矩之要”。如何掌握和发挥这一工兵作用，诸葛亮主张“有忠于国”(《与群下策》)反对“竖私枉公”(《兵要》)。他认为“赏罚不明，教令不常，

    以私为公”，“人有二心，其国家危殆”(《赏罚》)，影响到国家的存亡。所以，诸葛亮在治政洽导中，‘开诫心，布公遭，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劲必戴”(《诸葛亮传》)，并建议刘禅要“陟罚撼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出也”《前出师表》。他“赏不逾时”，“刑不阿贵”。萱恢出使东吴有功，回国后“未满三日，辟为丞相府属，迂巴郡太守”

    《萱恢传》。甫将军李严受刘备托孤之重，诸葛亮发现他两面三刀，破坏了北伐，即上表贬黜。他在《赏罚》中明确说：“赏罚不避怨仇，则齐桓褥省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这是他对先秦法家“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

    “以法治果”、“以武为计”，“以威武为政”。诸葛亮认为法治路线决定军队的一切，他在《整师》中悦：“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全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叠于用”。他在《兵要》中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玉，，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说明将帅的作用依赖于兵，更依赖于法。所以他在《论斩马谩》中强调：“孙、吴所以能胜天下者，用法明也”。阐明以法治军，可以无敌于天下。他在《斩断》中提出：“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今不可以犯，犯令者斩”。他在军中“立旌旗以视其目，击全鼓以鸣其目，设斧铖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共功，行诛伐以防共伪”。如街亭之失后，因王子有功，立即井迁。马谓有过，斩首示众。并上魏自贮，降职三等。以训职明法。由于他“法令明，赏罚信”。坚持法家路线，“以法治导’，“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故蜀军“赏罚肃而号令明”，“戎阵整齐”，“及其兵出入如宾、行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限如风”。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能克敌致胜。他“以法治军”妁军事路线是为其法家统一革新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在孙武：“兵者，围之大事，死生之地，存已之遭”和孙膑：“以兵绳之”的基础上，在《治军》冲明确提出；“治军为政，谓治边境之事，

    匡敌大乱之遭，以威武力政，诛暴讨遭，所以有国家安社稷之计”。他还说：“国以军为辅，群以臣为佐，辅强用国安，辅弱别国危”。所以在诸葛亮以法治军的伟大实践下，使军队成为保卫和巩固蜀汉政权的可靠工具，为贯彻诸葛亮法家统一革新路线起到坚强柱石作用。

    4、“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先秦法家用人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诸葛亮总结历史经验，得出可靠结论：“桓公以管仲如霸，秦王以赵高丧国”。“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据这些有益经验，他认为：“治国之遭，务在举贤”。怎样才能举贤他采用；“懊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

    《兵要》的办法，依靠部下，通过评议，按法令来推荐。这样使“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忘誉者不能进也”《兵要》。他以“民之五害”作为考察、升免官吏的标准。披如州书佐蒋琬，他认为是：“社稷之器”，特推荐提拔，魏国降将、天水冀人姜堆，‘思虑精密”，“深解兵意”，是“凉州上士也”，故破格重用。由于他以先秦法家用人路线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样的组织路线为贯彻他的法家统一革新政治路线起了巨大作用。

    5、盐铁官营，劝务农桑。诸葛亮在经济政策上吸取前汉法家人物的理财经验，实行盐秩官营，设置了司盐校尉和司全中郎将，专省炼铁煮盐，抑制豪强垄断盐铁生产，增加了蜀汉财政收入，仅盐业一项，“利入甚多，有裨国用”。同时，请葛亮极为重视农桑生产，提倡“劝务农桑”。他率先垂范，鼓励子孙家人耕种农桑，精心组织蜀国的种桑养蚕，织锦生产。形成了川西平原“栋宇相望，桑梓连接”，“技巧之宋，百室离房，机抒相和”的繁荣景象(《张膏传》)。使蜀汉“决敌之资，唯仰锦目”。并将蜀锦生产由成都平原推广到南中地区产品远销吴、魏，其收入是蜀汉军费支出的主要来源。“务农植谷”，“闭关息民”，“功分务穑，以举民财”是诸葛亮的一贯法家政蛤、军事主张。如在甫征中，“今士兵种蔓菁于山谷”，“以济军食”《刘禹锚嘉话录》。“命人教打中以伐刀耕”冯苏《滇考·诸葛亮武襄修南征》，使西南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徒治平地，建成邑，务农桑‘《同上》。在北伐中，“休士劝家”，“分兵屯田于渭滨”。为促进农业发展，他提倡兴修水利，特设堰官，派1200多人常驻成都堰区，组织、管理、修筑堵葛堰，以利灌溉。为促进文化交流和经济生产，改变“益州险寨”，交通不便，诸葛亮组织军民在川陕边界“凿石架空”，修复秦栈遭。在白水关至成都建驿站400余处。在越崔郡开山凿石，修筑了一条“石蹬崎岖”的山路。诸葛亮为限制豪强地主对农民过分压榨，“铸直反钱，平诸物价，今吏为官市”《刘巴传》，稳定农民，使农业得以发展。蜀汉经济，虽处连年战争，但在诸葛亮法家思想路线的实线下，成都平原仍显出“沟洫脉散，疆里绮蜡；黍稷油油，士稻莫荚“(左思《蜀都赋》)和“田畴辟，仓事实.器械利，蓄积饶”《诸葛亮传》的繁荣兴旺景象。

    6、

    “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为实现法家统一革新政治路线，针对西南、西北地区多汉、戎、夹杂居特点，他的法家思想在其民族政策上做出了伟大实践，一反儒家掠夺、屠杀、镇压之法.采取“西和”、“南抚”。雄护了蜀汉政权内部的安定团结，对外一致抗曹。这是先秦家法人物没有提出过的。如在平南中，除惩治镇压与蜀汉政权为敌曲首要分子外，对上层叛乱首领孟获也采取了“兵战”马“心战”相结合的策略，在武力威服同时，敦抬攻心，“七擒七纵”，经传投降，并任丞相府呻丞之职。对愿与蜀汉合作的上层人物，采取“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选任为郡、县至中央官吏。使南中地区“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谕谏》。北伐中西和诸戎，联合羌胡，破格重用人之杰、天水姜维，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建立起一支以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曹联军，促进了蜀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7、

    “外结好孙权”，联吴抗曹。这是诸葛亮为实观其法家统一革新战线，在草庐中制订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能否坚持它，关系到蜀汉的胜利与发展。赤壁大战，孙刘败曹，使刘备趁胜“跨有荆、益”，能与曹、孙鼎立，是这一方针的胜利。蜀、吴联合抗曹虽是趋势的必然，但也存在着利害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荆州之争上。蜀汉有荆州，可屏卫益州，直下江东，北向宛、洛。孙吴得荆州，可控长江中游，窥察蜀汉，直驱宛洛。故刘备取益州，孙权立即索取荆州，几乎酿成孙、刘大战。曹cao平定汉中，刘备只得“与孙权连和”，以湘水分界。实践证明，孙刘解盟，必利曹cao。然刘备取汉中，关羽轻率北攻曹魏，又不结好孙权，曹孙默契，“孙权袭杀关羽，取荆州”o刘备拒绝诸葛亮劝告执意伐吴，既失荆州，又失战略出路。给蜀汉以后的发展造成不可医治的创伤。刘备死后，诸葛亮先结好孙权，与吴形成“犄角之援”，北伐中孙权称帝，他派人致贺，奠定蜀、吴盟好，并派费“频频至吴”，巩固两国联盟，使诸葛亮南征北伐，“无顾江东之忧，河南之友，不得尽西，北之为利，亦已深矣”《绝盟好议》。从上蜀汉在联吴方针上的反复而后果不同，说明了诸葛亮这一战略策略方针的正确性。

    “出师一表千载无，这比管乐遗有余”。从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之因，后人罩在他身上非法家思想外纱和他的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分析看，他在以法治蜀、治政、治军、治人、治财、治戎、治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伟大实践，做出了较大贡献，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后人做出了光辉典范。对此，历代法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有充分的肯定。今天，在化改革、扩大开放、防腐反贪，大力发展生产力，振兴中华中，无疑有着十分现实的借鉴和裨益作用，应以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

    王彦俊、天水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副馆长。

    左峰、天水市文化出版局副局长、

    天水三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