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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

    五、学术与治术兼包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6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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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汉代经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因而双方时有争论。汉代古文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为此,《周礼》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著名经师何休就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尽管如此,《周礼》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唐人为‘九经‘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周礼疏》,受到朱熹的赞赏。清儒为‘十三经‘作新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冠绝一世,至今无有出其右者。历代学者围绕《周礼》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

    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书中有许多至今犹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鉴的制度。

    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变法无不以《周礼》为圭臬。清末,外患内忧交逼,为挽救颓势,孙诒让作《周官政要》,证明《周礼》所蕴涵的治国之道不亚于西方。朝鲜时代后期的著名学者丁若镛(号茶山),曾撰作三十万言的《经世遗表》,主张用《周礼》改革朝鲜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来勾画理想国的蓝图,《周礼》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加以填充。不过,作者在使用时往往根据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这是读《周礼》时必须注意的,这也正是此书的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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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七

    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

    《仪礼》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礼仪的典籍。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仪礼》即居其一。入唐,有‘九经‘;至宋,有《十三经》;《仪礼》均在其中,是为儒家经邦治国的煌煌大典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

    一、《仪礼》的名称、传本和今古文问题

    《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仪礼》本名《礼》。《汉书景十三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中的《礼》,就是指《仪礼》。《汉书艺文志》也只称‘《礼》‘,不称‘《仪礼》‘。汉人还每每有把《仪礼》称为《礼记》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此处的《礼记》,指的就是《仪礼》。《后汉书卢植传》也称《仪礼》为《礼记》。此外,郭璞注《尔雅》称引《仪礼》文学,屡屡称之为《礼记》,这可能是《仪礼》的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的缘故。何休《公羊》注在引用《仪礼》经文或记时,则每每混称,而不加区别。据清儒段玉裁考证,汉代《礼》十七篇的标题前,并没有‘仪‘字。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才开始有《仪礼》之名,但尚未成为通称。如唐人张参《五经文学》引《仪礼》文字很多,但都只说‘见《礼经》‘。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礼经》用《仪礼》之名,于是成为通称,沿用至今。但《礼经》之名也依然使用。

    学者还每每称《仪礼》为《士礼》,原因是先秦好以篇首的几个字作为篇名或书名,《仪礼》十七篇的首篇是《士冠礼》,所以以其篇首之字而名之为《士礼》。也有学者认为,《士礼》的得名当由内容而起,因为《仪礼》所记,以士的礼仪为主。

    汉代《仪礼》的传本有四种,即大戴本、小戴本、庆普本和刘向《别录》本,四种传本都将《仪礼》十七篇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射乡等四类,但是十七篇的顺序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是相同的,其余各篇则不尽相同。四种传本的篇序,戴德本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条大纲为序排列各篇,《丧服》一篇相传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后。刘向《别录》本则将有关冠、昏、乡、射、朝、聘的十篇居先,而将有关丧、祭的七篇列后,这可能是前十篇为吉礼,后七篇属凶礼的缘故,全书依吉、凶、人神为序。戴圣本的次序最为混乱,几乎没有条理可寻。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晚期抄写的《仪礼》竹、木简,共496支。据简的形制及内容,可以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甲本木简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可》、《燕礼》、《泰射》等七篇;乙本木简只有《服传》一篇;丙本为竹简,只有《丧服》一篇。其篇次不仅与今本《仪礼》不同,而且与二戴本不同,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东汉时即已失传的后(苍)氏之庆普传本。从文字上看,丙本的《丧服》为单经本,经文之下没有传文;而甲本和乙本的《服传》都只有传文而没有经文,即所谓‘单传本‘,与今天所见经、传合一的文本不同,证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是各自独立成书的。郑玄注《仪礼》时,认为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不可取从;而刘向《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所以采用的是刘向《别录》本。

    《仪礼》十七篇的内容,及于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人王应麟依照《周礼春官大宗伯》对礼的划分方法,将十七篇分为四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三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属于吉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四篇记丧葬之礼,属于凶礼;《士相见礼》、《聘礼》、《觐礼》等三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属于宾礼;《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等七篇记冠昏、宾射、燕飨之礼,属于嘉礼。其实,《仪礼》的篇数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郑玄引刘向《别录》,说《仪礼》为十七篇,但又说《别录》称《既夕礼》为《士丧礼下篇》,称《有司彻》为《少牢下篇》,如此,则《别录》所见《仪礼》应该只有十五篇,可能另有两篇已经失传。王充在《论衡谢短》篇中说‘今《礼经》十六‘,这是他所见《仪礼》的篇数。而荀悦《汉纪》则说:‘高堂生传《士礼》十八篇。‘可谓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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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汉书艺文志》目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所谓《礼古经》,出于鲁淹中(或说出于孔子壁中),有五十六篇。‘《经》七十篇‘,即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士礼》,‘七十‘乃‘十七‘之误倒。今文经只有十七篇。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今、古文《仪礼》都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有差异,因此,《仪礼》实际上无所谓今古文的问题。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因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之中,人们多不传习,后来渐渐失传了,人们称其为‘逸礼‘,其面貌今已不可知,甚至连篇名也很难考索。

    《周礼》、《礼记》的郑玄注,以及其它一些古书的注疏中,曾经提到《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烝尝礼》、《王居明堂礼》、《古大明堂礼》等篇名,王应麟认为就是三十九篇‘逸礼‘之属。元儒吴澄又将这些文字分类汇辑,附在《仪礼》各篇之后。但也有学者认为,三十九篇‘逸礼‘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可能是子虚乌有之物。清人邵懿辰认为,后人所引及吴氏所辑,内容与十七篇所记不相类,文字也不古朴,很可能是后人的伪作,而不是当时通行的礼。

    二、《仪礼》的作者与撰作年代

    关于《仪礼》一书的作者及其年代,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是孔子所作。古代的学者大都踵此二说。如崔灵恩、陆德明、贾公彦、郑樵、朱熹、胡培翚等都持周公手作说,他们根据《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的记载,认定周公所制的‘礼‘,就是《仪礼》及《周官》等书,是周公损益三代制度而写成的;他们还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而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因而追迹三代之礼而作此书。

    以上两说,以孔子作《仪礼》说比较合理。据《礼记杂记》记载,恤由死后,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也就是说,《仪礼》的《士丧礼》在这时经过孔子的传授被正式记录下来了。皮锡瑞《三礼通论》、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据此认为,这是孔子作《仪礼》的明证,并进而推论其余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他们还认为,《仪礼》文字风格与《论语》非常相似,其内容与孔子的礼学思想也完全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视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八礼,而《仪礼》十七篇正是记述这八种礼仪的,这不能说是巧合。邵懿辰等断言,《仪礼》十七篇并不是经历了秦火而残存的篇数,而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原典,十七篇的内容已经足以总揽礼的大纲。但是,也有学者怀疑《杂记》所记的真实性,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就说:‘今《士丧礼》未必即孔子之所书。‘从周代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毛诗》等文献看,周代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程式化的仪礼,贵族们经常举行各种典礼,如冠礼、觐礼、聘礼、飨礼、丧礼等,其仪节与《仪礼》所见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近人沈文倬先生认为,《礼记杂记》所说的《士丧礼》,实际上包括《丧服》、《士丧礼》、《士虞礼》、《既夕礼》等四篇,后三篇记述的是丧礼的连续过程,《丧服》记述的是丧礼中的服饰,内容贯通,缺一不可,著成的年代应该比较相近,大约在鲁哀公末年至曾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而《仪礼》一书,则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4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由孔门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的。沈说较为公允。

    《仪礼》十七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四篇之外,其余各篇之末都有‘记‘。一般认为,记是孔门七十子之徒所作。《丧服》一篇体例较为特殊,经与记均分章分节,其下又有‘传‘。传统的说法认为,‘传‘是孔子门人子夏所作。但是,也有人认为,此子夏为汉代人,与孔子的门人子夏同名,而非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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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仪礼》的传授与研习

    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汉书儒林传》:‘汉兴,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诸学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是,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这就是汉代的《礼》学的所谓五传弟子。但是,《史记儒林传》所记,在萧奋只前还有徐氏,萧奋之《礼》当得自徐氏,徐氏与高堂生的关系不详。《礼》为五经之一,最初的《礼》博士是谁,今已不可考。宣帝时,博士后苍以《诗》、《礼》名世。据《汉书艺文志》,后苍以《礼》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普之学‘。西汉政府设立的《易》、《诗》、《春秋》‘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也不例外,大、小戴及庆氏三家也都是今文经学,其中,大、小戴列于学官,庆氏不立于学官。

    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是的郑玄,此前只有少数人为《仪礼》的某些篇作过注,如马融作的《丧服注》即其例。郑玄的情况已在介绍《周礼》时谈到,此处不再重复。郑玄的《仪礼注》和《周礼注》一样,文字精审,要言不烦,博综众家,兼采今古文,受到广泛的欢迎,成为《仪礼》研究的不祧之祖。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严辨宗法血统,《仪礼丧服》根据服丧者的嫡庶亲疏身份,对丧服的样式作了严格的规定,因而《丧服》研究成为当时的时尚,著述极多。唐代学者在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基础上作《九经疏》,其中的《仪礼》疏是由贾公彦做的。遗憾的是,尽管贾氏的《周礼疏》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仪礼疏》得到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是魏晋时《丧服》独盛,其它各篇研究较差,所以贾氏作《仪礼疏》时,《丧服》一篇所引章疏有袁准、孔伦等十几家,材料比较丰富,而其余各篇所引,只有南齐的黄庆、隋的李孟哲两家,详略十分悬殊,而且黄、李二家的注水平也不高,连贾氏自己都不满意。

    唐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考课取士。按经文自数的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谷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字数比《左传》少,所以,攻大经者竟相读《礼记》;中经与小经之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或文字艰深,或经义晦涩,难收速效,故鲜有攻读者,这是‘三礼‘之学中衰的重要原因。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宣布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仪礼》也在废罢之列。古代科举分房阅卷,从此之后,再无《仪礼》之房,因此,诵习《仪礼》的学者寥若晨星,《仪礼》屡经翻刻,讹脱衍倒之处在在多有,但由于诵习者少,很少有人问津。朱熹曾慨叹:《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元、明两朝,学者高谈心性理气,多不愿研究以名物制度为主的《仪礼》,所以《仪礼》之学益微,不绝如缕。

    有清一代,是《仪礼》之学的极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宏富,学术水平也远超前贤。清代的《仪礼》研究,始于顾炎武。康熙初,顾炎武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发现《仪礼》一脱误最多,他在《九经误字》中曾详加胪列。稍后,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详校《仪礼》经注之误。其后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仪礼》的校勘和研究,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仪礼》的原貌基本恢复,为《仪礼》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仪礼》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胡培翬,安徽绩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门四世皆致力于《仪礼》研究,积淀深厚。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仪礼正义》四十卷,成为《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四点:一、‘补注‘,即补充郑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郑注之义蕴;三、‘附注‘,与郑注相异而义又可通的说法,附而存之,以资研究;四、‘订注‘,即订正郑注的错误。此书不仅对以往《仪礼》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解决了许多难点,而且新见迭出,使《仪礼》研究跃上了全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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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仪礼》的价值

    《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时过境迁,它是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仪礼》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仪礼》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仪礼》对宗法制度的的阐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于此。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尽管宋代以后,《仪礼》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始终是作为圣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

    再次,由于佛教的传入,使民间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听之任之,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有全面佛教化的可能。宋代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仪礼》中的礼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如果它从中国社会彻底消失,那将是儒家文化的彻底消失。他们顺应时势、对《仪礼》进行删繁就简,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较积极的成效。可见,《仪礼》在宋代时还起过捍卫民族文化的作用。

    最后,《仪礼》在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可言呢?回答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要恢复《仪礼》的制度,而是说应该利用《仪礼》礼义中的合理内核。《仪礼》中的许多礼仪,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结晶,有许多思想至今没有过时。对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尊重,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今礼之中有古义,人们不自知罢了;古礼也可以今用,这正是我们应该象王安石、朱熹那样,认真研究的课题。有关《仪礼》中的礼仪,我们将在后面作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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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八

    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

    在《三礼》中,《礼记》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却是后来居上,成为礼学大宗,大有取代《仪礼》、《周礼》之势。《礼记》多格言妙语,文字生动,富有哲理,所以受到广泛欢迎。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中国士民很少有不受它的影响的。

    一、《礼记》的成书

    古人把解释经典的文字称为‘记‘,《礼记》原本是《仪礼》的‘记‘。《仪礼》的记有两种,一种是附于《仪礼》各篇正文之后的‘记‘,旨在对仪节的语焉不详之处作补充,而不涉及礼所蕴涵的深意。文字多为零句散语,不相连缀。另一种是单行的记,各自独立成篇,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追记,也有礼学思想的阐发,还有对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内容要丰富得多,数量也明显超过前者,《礼记》各篇就属于这一类。单行的‘记‘战国时期很流行,但秦火之后,一度销声匿迹。

    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其中有‘礼记‘,但未提及篇数。《汉书艺文志》礼类有‘《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献王所得《礼记》的篇数。西汉时,《记》是依附于《礼经》而流传的,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参考资料,不可能列入学官。西汉末年,刘歆校理秘府文献,见到的‘记‘只有一百三十篇,但另有《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总共有二百十四篇。刘歆作《别录》,对《礼记》各篇所属的门类逐篇作了说明,如‘属通论‘、‘属吉事‘、‘属丧服‘等。汉代流传的《记》可能不止于此数,所以,近人洪业先生有‘两汉学者所传之《礼》,经有三而记无算‘之说。

    《记》尽管没有经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汉儒重视。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上,闻人通汉、戴圣在发言中就引用了《记》。当时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记》的选辑本。经过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形成了《大戴礼》和《小戴礼》两种比较权威的辑本。郑玄《六艺论》说,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传授礼学,‘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大小戴《礼记》与古文《记》是怎样的关系,郑玄没有提到。晋人陈邵在《周礼论序》提出《小戴礼》是删《大戴礼》而成的说法:‘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诸家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经典释文叙录》引)《隋书经籍志》大体沿袭此说,但又说马融在《小戴礼记》中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等三篇,所以才有四十九篇之数。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漏洞很多。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沈钦韩、陈寿祺、毛奇龄,以及洪业等都曾加以驳斥,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若如其说,则二书篇目应该完全不同。但是,今天见存的大、小戴《礼记》中都有《哀公问》和《投壶》。此外,《曲礼》、《礼器》、《祭法》、《祭义》、《文王世子》、《曾子问》、《间传》、《檀弓》、《王制》是《小戴记》篇名,而《汉书》、《五经异义》、《白虎通》、《毛诗》等引及时,称引自《大戴记》。说明它们也为大、小戴《礼记》所共有。

    其次,《汉书曹褒传》说曹褒的父亲曹充‘持庆氏礼‘,‘传《礼记》四十九篇‘。‘庆氏礼‘是后仓弟子庆普所传之礼。庆普与二戴是同时代人,而庆氏礼已有四十九篇之数。《后汉书桥玄传》说戴圣的弟子桥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四十九篇之数在马融之前已有。而刘歆《别录》的《礼记》篇目中有《乐记》,可见《乐记》也非马融所增。

    再次,大、小戴是武帝、宣帝时人,刘歆是哀帝、平帝时人。二戴怎么可能去删刘歆编次的《礼记》?此外,《大戴记》文字多有见于《小戴记》的,如《曾子大孝》见于《小戴记》的《祭义》;《诸侯衅庙》见于《小戴礼》的《杂记》。《朝事》与《聘义》,《本事》与《丧服四制》也颇有相同之处。如果说小戴为‘去其繁重‘而删大戴,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2:02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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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慎《五经异义》多次引及《记》,但不称‘大戴‘、‘小戴‘,而称‘礼戴‘或‘大戴‘。洪业先生认为,可能最初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因为收录的篇数多,故称《大戴记》。‘大戴礼‘,犹言‘增广戴礼‘。东汉末,郑玄作《三礼注》,《礼记》取的是《小戴礼》,也就是今天的《礼记》。郑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礼记》由此摆脱了经的附庸地位,一跃而与《周礼》、《仪礼》并列。《大戴礼》由此一落千丈,虽然有北周的卢辩为之作注,但很少有人传习,到唐代就亡佚大半,仅剩三十九篇。

    二、《礼记》的分类与作者

    《礼记》四十九篇,内容庞杂,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目录》分之为九类:

    1、通论十六篇:《檀弓上》、《檀弓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

    2、丧服十一篇:《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杂记下》、《丧大记》、《问丧》、《服问》、《奔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

    3、吉礼七篇《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投壶》

    4、制度六篇:《曲礼上》、《曲礼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

    5、祭礼四篇:《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

    6、明堂阴阳二篇:《月令》、《名堂位》

    7、世子法一篇:《文王世子》

    8、子法一篇:《内则》

    9、乐记一篇:《乐记》

    四十九篇不出于一人之手,各篇的作者,学者间颇有异说。《汉书艺文志》礼类‘《记》百三十一篇‘下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所记者也。‘认为是孔门弟子各记所闻而成,但没有谈到各篇的具体作者。《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梁朝学者沈约之说:‘《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孔颖达《礼记正义》则说:‘《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云:《王制》,谓汉文时博士所录。其余众篇,皆如此例,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

    但也有学者认为《礼记》是西汉的作品。如三国魏张揖《上广雅表》说是‘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徐坚《初学记》说是西汉礼学家后苍所撰。还有学者认为,《礼记》的基本材料出于七十子之徒,但经过了汉儒的加工或窜乱,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说:‘《礼记》诸篇,或孔门之后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汉初诸儒私议之,以求购金,皆约《春秋》为之。‘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说,《礼记》‘孔子说,七十二子共撰所闻以为之记,及秦汉诸儒录所记以成编,多非孔子之言,凡‘子曰‘者,多假托。‘

    近人沈从文先生曾长期从事文物工作,他从周秦两汉墓葬所反映的制度来判断《礼记》的年代。他说:‘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176页引)有关《礼记》作者和年代的争论,旷代持久,长期不能定于一说。笔者认为,《礼记》中属于‘吉礼‘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的各篇,内容依附于《仪礼》;属于‘丧服‘和‘祭礼‘的各篇,内容也与《仪礼》的丧祭之礼一贯;因此他们的年代当与《仪礼》不离左右。《曲礼》、《礼器》、《少仪》、《深衣》、《乐记》、《内则》等篇,学者多信为孔门弟子之作。‘通论‘的各篇的年代一直有争议。

    近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一批儒家文献,其中《缁衣》一篇与今本《礼记缁衣》基本相同。此外又有《性自命出》一篇,文中‘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等语,与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意思一致,证明沈约‘《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的说法大致可信。有趣的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走私出境的战国楚竹书,其中不仅有《缁衣》、《性自命出》篇,而且有《礼记》中的《孔子闲居》和《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阼》篇。两批楚竹书与大小戴《礼记》的文字相同、类似,或者可以互相印证的地方很多。据此可以推断,‘通论‘各篇当如班固所说,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者‘,也是先秦的文献(说详拙作《郭店简与〈礼记〉的年代》,载《中国哲学》2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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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礼记》的人本主义思想

    礼的灵魂,是西周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由于体例的限制,《仪礼》对于礼所要表达的思想几乎没有涉及。而《礼记》则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作者每每通过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叙述,来凸现以人为本的立场。行文生动,娓娓道来,有很强的感染力。下面介绍《檀弓》所及的几个例子。

    殷代盛行‘人殉‘(用活人殉葬)、‘人祭‘(以人为祭品)的风俗。到了周代,由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这种风俗从总体上得到了抑止,但依然存在。因此,礼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继续向这种野蛮的风俗作斗争。齐国大夫陈子车客死在卫国后,他的妻子和家宰准备用活人殉葬。陈子车的弟弟陈子亢到卫国奔丧,闻讯后,坚决反对,认为‘以殉葬,非礼也!‘为了制止这一行为,他对陈子车的妻子和家宰说,如果一定要用活人殉葬,你们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陈妻等不得不罢休。无独有偶,有一位名叫陈乾昔的,临终之前要求儿子做一口大棺材,让两个婢女在他的左右两边殉葬。陈乾昔死后,他的儿子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说:‘以殉葬,非礼也!‘礼家对殉葬的态度如此。

    礼缘人情而作,礼家十分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认为是判断为政得失的重要标志之一。宋国有一位守城的士兵死了,司城子罕‘哭之哀‘。晋国的探子回去报告了这一情况,认为这表明宋国统治者一定深得民心,所以千万不能去进攻。孔子很赞赏晋国的探子,因为他懂得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与此相反,晋大夫荀盈去世而尚未安葬,晋平公就饮酒作乐,并让乐师师旷和近臣李调陪饮。杜蒉愤然上前责罚师旷、李调不能规劝国君的过错,晋平公惭愧无似,表示要永远记住杜篑的劝戒。这种鲜明的以人为本的立场,在《礼记》中可谓触目皆是,而且关怀的目光及于下层的普通民众。鲁国发生旱灾,穆公按照传统的风俗,要暴晒尪(wang)者,尪者是脊柱弯曲、面部向天的残疾人,古人认为上天哀怜尪者,怕雨水会灌进其鼻孔,所以不下雨。后来又要暴晒负责祈雨的巫婆。县子批评穆公‘虐‘、‘疏(迂阔)‘,并制止了这种残忍不人道的行为。

    礼家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尤其反对在战争中杀戮无辜。吴国军队侵略陈国,砍伐陈国神社的树木,杀死患有传染病的百姓。陈国的太宰噽指责说,‘自古以来,攻伐他国的军队都,不砍伐神社的树木,不杀害病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为的是体现人道。如今你们连病人都杀,可谓是‘杀害病人之师‘。‘礼家主张对为保卫正义而献身的人予以特殊礼遇。鲁国少年汪踦为保卫祖国而战死。古代未成年而死称为‘殇‘,殇者不得行成人丧礼。但鲁人决定破格为之举丧。孔子十分赞成,说他既然‘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就应该用成人之礼。

    《礼记》中处处投射出礼家人文关怀的光辉。最著名的无过于《檀弓》中‘孔子过泰山侧‘一节,一位妇女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被老虎咬死,依然不肯离开荒野,原因是惟有此处才没有苛政。孔子感慨地对学生说‘苛政猛于虎也‘。孔子此语成为后世反对暴政和苛捐杂税的思想武器。

    四、哲理与格言

    《礼记》一书,还广泛讨论了礼的本质、理论、运用等问题,富有哲理,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礼运》通论礼的本原和礼制的演变,将五帝三王之政区分为‘大同‘与‘小康‘两个阶段。孔子关于大同世界的论述,展示了儒家理想的蓝图,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都受到过‘天下为公‘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理想国中都有大同世界的影子。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提出了‘乐本于心‘、‘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者天地之和‘、‘声音之道与政通‘、‘乐以象德‘等重要观点。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记述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育理论著作,提出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教学相长、因时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序前进等一系列教学原则。

    《经解》解说六经在教育中的不同目标,《诗》教使人温柔敦厚,《书》教使人通达、知史,《乐》教使人广博、驯良,《易》教使人洁净、精微,《礼》教使人恭俭、庄敬;《春秋》之教使人知晓著史体例。六经失修,人民就会愚、诬、奢、贼、烦、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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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王制》是汉文帝命博士诸生杂采六经古注而作,意在损益虞夏商周之制,以定一王之法。篇中历述王者颁爵制禄、封邦建国、设官分职、朝聘巡狩、井田、教化刑禁、述职考绩、征税贡物、丧祭国用、选士养老等制度,颇似一篇完整的施政大纲。

    《月令》采辑《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而成,不仅完整地记述一年十二月的天文、气象、物候,而且按照阴阳消长和五行相生的理论,安排四时十二月的政令、农事。

    《礼记》中充满传诵千古的格言,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和引用,这是《礼记》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曲礼》)

    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曲礼》)

    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马。(《曲礼》)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君子慎其独。(《大学》)

    富润屋,德润身。(《大学》)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表记》)

    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表记》)

    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名,皆在其所亵也。(《缁衣》)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缁衣》)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儒行》)

    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儒行》)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中庸》)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

    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坊记》)

    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坊记》)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经解》)

    内乱不与焉,外患弗辟也。(《杂记下》)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杂记下》)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乐记》)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

    教学相长。(《学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运》)

    在古代中国,《礼记》的思想和格言可谓家喻户晓,代代流传,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准则。甚至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熟知《礼记》中的许多格言,这正是《礼记》的魅力之所在。

    五、《礼记》的流传与影响

    《仪礼》、《周礼》文字古奥,内容繁复,枯燥难读。而《礼记》的文字每每可与《周礼》、《仪礼》联系,被认为是打通《周礼》、《仪礼》的桥梁;其内容,上可探索阴阳,穷析物理,推本性命,下而及于修身齐家,民生日用。既能严礼乐之辨,又可究度数之详。所以,两汉以来,每每为学者所乐道。

    宋代大儒都很推崇《礼记》。程颢认为《礼记》多传圣门绪余,‘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朱熹说:‘《大戴礼》冗杂,其好处已被小戴采摘来做《礼记》了。‘实际上是说《礼记》集中了古文《记》的精华。朱熹采撷《曲礼》等文,撰《学礼》十五篇,收入《仪礼经传通解》中。

    明儒柯尚迁说‘《曲礼》、《内则》、《少仪》实《古礼经》篇名‘,又说:‘《曲礼》‘毋不敬‘四言,实古帝王相传格言。‘‘《内则》之教,先王所以立父子、夫妇之大伦矣。教子之道,必有《少仪》之礼,外傅之教始详,亦古经也,而孝弟教本推及于长幼、朋友二伦,皆立于《少仪》之中矣。‘(《曲礼全经类释自序》)

    朱升说:‘《仪礼》,经也,所记者名物制度;《礼记》则传其意焉。远古无传,则求其数也难,不若姑因其义之可知者,使学者尽心焉,以求古圣制作之意,而通乎其余,此设科者不得不舍经而求传也。‘(《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虞集说,《礼记》一书,‘曾子、子思道学之传在焉。不学乎此,则《易》、《诗》、《书》、《春秋》未易可学也‘,而且尧、舜、三代之遗说,‘舍此几无可求者。‘(《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为《易》、《诗》、《书》、《礼》、《春秋》等五经作新疏,以资讲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用《礼记》代替了《仪礼》。孔颖达疏集南学与北学之长,广采旧文,词富礼博,犹如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唐以‘九经‘取士,按字数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糓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文字比《左传》少,文字也相对浅近,故儒生多舍《左传》而读《礼记》,使得《礼记》之学大盛。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废《仪礼》而存《礼记》之科,使《礼记